他是天生福将和毛主席同床而眠，一生吃喝玩乐，躺赢成开国功臣

“陈总，香港的唐先生到了。”1957年4月的一个午后，秘书推门而入。“好，我亲自去接。”陈赓披上军大衣就往西门走，这一幕在中南海极少出现——大将亲迎客人，规格几乎等同国宾。

能让陈赓如此兴冲冲的，只能是唐生明。更巧的是，毛主席听说唐生明夫妇进京，也交代工作人员：“怀仁堂铺好炭火，老同学要来叙旧。”短短几句话，已说明这位“唐四爷”在共和国功劳簿上的分量。

唐生明生于1909年，广西横州人，祖上从元朝起便在军政两界穿梭。到他这一代，家底丰厚到吃用不愁，加上排行老四，自幼被宠得无法无天。挥金如土、嗜好舞会、弹丸之地无人不晓他的排场，却硬是在“吃喝玩乐”里闯出另一条革命路子。

少年唐生明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就读时，遇到一位“课余总爱谈社会大事”的代课先生——毛泽东。两人常围着煤油灯聊天，学生问得无厘头，老师却总耐心回答。这段影响种下一粒火种：原来革命并非只有苦行，也可以从“想明白”开始。

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唐生明已是湖南陆军讲武堂学员。得知旧日先生缺枪少弹，他悄悄从军械库里弄出一百多支汉阳造，再备几万发子弹，连夜送到起义部队。枪铺在稻谷上，毛泽东抬头看他：“小唐，这事我记下了。”枪声响起，师生情份自此镌刻在革命史里。

与哥哥唐生智相比，唐生明的“福气”常常体现在惊险关口的精准选择。中原大战后，他因兄长反蒋被冷落，却未遭追究；1931年前后，他摸准“交际”这条捷径，酒桌、牌桌、舞厅三管齐下，结交上下级，年仅二十五便挂上中将。有人讥笑他投机，他只是笑说：“朋友多，路好走。”

同僚陈赓在上海被捕那年，唐生明刚升任军部作战厅厅长。他利用公共关系连夜奔走，将重伤的陈赓从巡捕房一路送到江西中央苏区，还塞了厚厚一叠钞票。“命要紧，钱不值什么。”这句半玩笑的话后来救了他自己的一命。

长沙大火事件再次显现他的另类担当。蒋介石密电下达“焦土”命令，唐生明反复琢磨：真烧，几十万百姓怎么活？命令拖了又拖，结果职务被替换，他被贬常德。当火舌席卷长沙，骂声指向酆悌，他却安然无恙。外界称他“天生福将”，但真正的支点是那一步“不烧”的决断。

太平洋战争期间，汪伪政权拉拢各方人物，唐生明接到军统密令，以“南昌行营参议”身份潜伏汪伪中枢。每天白天陪日本顾问喝酒，夜里把谈话细节写进密码本，由情报站递往重庆。一年后，汪伪军政体系内部暗战加剧，多名潜伏者获救撤离，这份功劳被归档到绝密卷宗，连亲哥哥都不知真相，愤而与他脱籍。骂声越烈，他越沉得住气。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急于内战，唐生明当面劝阻无果，只得暗中策反旧部。1949年8月，长沙守军倒戈，红旗插上岳麓山，他才松口气。组织上电令任命他为第二十一兵团司令，他微笑回电：“功劳已足，愿退南方商海。”很多人不解，其实他清楚，再披军装难免被旧交情裹挟，不如抽身。

赴港后，他与夫人徐来经营进出口贸易。徐来曾是上海滩最红女星，追求者无数。唐生明的追女方式也离不开“场子”，先写信打动秘书张素贞，再托杜月笙说情，最后亲赴片场蹲守。徐来原打算婉拒，谁知唐生明搬来十四筐香蕉请全剧组品尝，活像“唐僧取经”里从天而降的水果雨，女星一时不知是笑是恼，人却软了下来。婚后，她为丈夫隐蔽工作充当牌桌上的“眼线”，几张麻将牌里套出的情报，价值不逊于一支精锐侦察营。

国家百废待兴，外汇紧张。唐生明靠着港口渠道，源源不断把工业炉、医药和化纤送进内地，只收成本价。1957年回京那次，毛主席拿出四万元稿酬当安家费，他摆手拒绝：“学生怎能拿老师的钱？我带货回来，就是最大的分红。”一句话说得在场干部都红了眼眶。

晚年生活极为简朴。徐来1973年病逝，他常抱着老相册发呆，一坐就是半天。1987年，他在香港寓所无疾而终，桌上摊着一本通讯录，上面仍密密麻麻记着老部下、老对手、老战友的号码。他爱热闹，一辈子最怕的就是断了联系。

沈醉当初评价唐生明“命好”，其实命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看似放荡不羁的“唐四爷”，骨子里极懂取舍：什么时候该敬酒，什么时候必须拒绝；哪一场戏要唱全套，哪一段路要静悄悄地走。恰恰靠这些分寸，他屡屡避开刀锋，也一次次把关键资源送到正确的人手里。如此而已，哪有什么神秘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