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去世六天后，邓小平批示：将悼词中的“伟大”改为“卓越”

郭沫若和毛主席相识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任国民党的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持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1926年,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之后更是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年后，郭沫若受到国民党通缉,流亡日本,期间，他笔耕不辍，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国，之后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在重庆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毛主席来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郭沫若激动万分，他和毛泽东再一次见了面。期间，郭沫若眼尖的看到毛主席还在使用一只旧怀表时,他二话不说，将自己的表解了下来赠送给毛主席。

对于这份礼物，毛主席特别珍视，他曾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还一再和他们提醒，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不要叫别人拿去。这块表修理过,表带也换过,但毛泽东生前一直戴着。

郭沫若学识渊博，他和毛主席不但在工作上有过合作，在日常上也有一些来往，两人往来密切，也曾交流创作心得。

对于郭沫若的著作，毛主席极其重视和珍爱，郭沫若的很多书籍，毛主席都阅读过，郭沫若自己虚心好学，对于毛主席非常尊重，还时常将自己的作品呈递给毛主席指正。

新中国成立，郭沫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要职，在科学、文化、教育、外交等诸多领域大显身手。他多次率团参加国际会议，为捍卫国家利益、传播中国声音四处奔走。

1964年起，郭沫若开始大规模地写文章阐释毛泽东诗词。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等十多篇文章阐释毛泽东诗词。

渐渐地，郭沫若逐渐成为毛泽东诗词阐释的权威，很多刊物、工人、学生、学生组织、社会组织写信给他，请他就诗词中的某些问题答疑解难。直到70年代，郭沫若还回了不少这样的信。

郭沫若文章写得多，稿费更是不少。1964年底，他和于立群曾向中国科学院党组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他们“历年共积存稿费 18万余元，因为考虑到有些家族、亲友今后仍需要给予生活补助，自己留下了三万元，估计可足五年之用，其余存款15万元由其秘书送来，全部交给组织处理。并告诉秘书王廷芳同志今后所写的文稿一概不取稿酬，寄来的稿费要原数退回”

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同时，郭沫若还承担了繁重的国务工作。

1971年5月2日晚上，郭沫若陪同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了澳大利亚和法国的友人。接见时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一拨结束后他们又接见了日本友人。接见在第二天凌晨5点左右结束。

虽然是初夏，但是，凌晨的气温还相当低。周恩来亲自把国际友人送到了大会堂北门外，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郭沫若陪同周总理在寒风中站了很长时间。周总理发现后对警卫人员说:“郭老年纪那样大了，让他在寒风中吹那样长的时间，是很容易感冒的。”

事实确实如此，八十岁的郭沫若，为了国事整整熬了一个通宵。可也正是他的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郭沫若随周总理等人一道，不断打开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除此之外，阅读和创作完全是郭沫若的生活必需品，就是在他晚年久病之后，身体虚弱，视力出现过双眼视差，看到的影像都成了双影。郭沫若仍旧在坚持阅读，他眯着一只眼睛，用一只眼睛读阅，累了再换另一只。

郭沫若已经将读写行为融进到自己的骨子里，成为自己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77年1月，郭沫若曾和自己的朋友诉说自己的病情:“打针，药都打不进去了。”“视力差，看甲骨文很吃力了。”

在1973年《甲骨文合集》一书恢复编辑时，郭沫若曾给编委会专家胡厚宣写信:“工作既在进行，就积极推进，把稿子编好，是目前第一要紧事。”

当编委们希望郭沫若为这本很有中国特色、学术性很有权威的书写前言时，郭沫若回信说:“前言我不能写，因为我没有参加工作。”此时，郭沫若的手都已经颤抖，还是应邀尽力地为《甲骨文合集》题了书名。

次年7月，郭沫若又一次入院，因点滴产生致热反应，全身都在颤抖，血压几乎没有了，迅速高烧三十九度以上。

很快，郭沫若的病情被上报给周总理，尚在病中的周总理仔细看了医院给中央的病情报告，又反复看了当日的病情报告，对医院做了指示。经过抢救，郭沫若度过了危险，他又一次可以出院。

不过，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先生还是永远的离开了。

6月18日，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在京的几乎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郭沫若的追悼会。

不过，在郭沫若去世六天后，进行追悼词的审阅时，邓公将其中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改成"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虽然只是一个细微的改动，却足以体现出邓公的智慧，前者体现出的是政治色彩，后者是对郭沫若的贡献和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