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本外相回忆与邓公谈钓鱼岛问题：谈完他颇为悠哉，我全身瘫软

1978 年4 月12 日，正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捕鱼的一百多艘中国渔船遭到了来自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警船的无端警告和阻扰。

日本巡警船蛮不讲理地声称这是日本领海，要求中国渔船退出该海域。而中国渔民也毫不示弱，他们用粉笔在木板上写下大字声明这是钓鱼岛、属于中国领海，以示抗议。两国外交部门也随即展开交锋，互相强调自己的主权。

这便是当时在两国政坛掀起巨大风波的“钓鱼岛事件”。

一时间，邦交正常化还没几年的中日两国关系再度受挫，为原本不断推进的两国外交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 中日邦交正常化

最初，新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并不重视。比起有美国介入的钓鱼岛，中方更重视与日本官方进行外交关系的友好谈判。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总理等高层就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不得不向苏东集团“一边倒”的局面从长远上看并不可行。中国迟早要走向世界，不再“一边倒”。

而要改变这个局面，中国首先就要打破在亚太地区被孤立封锁的局面。亚太地区无疑就美日台三方，当时中美在朝鲜血战，台湾国民党当局又始终坚持着顽固立场，这样一来只能从日本身上入手，寻求与日本关系正常化，由此突破亚太的孤立封锁。

1952年4月，周总理示意中方代表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秘密与日方代表进行了接触，决心由民间贸易来构架起两国间的桥梁。

5月，日方代表应邀访华，并于6月 1日，与中方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

这一事件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日本经济界反应最大。此时，日本急需扩大对外贸易来恢复和发展本国经济。日本经济界趁机呼吁政府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并逐步成为了日本民间支持中日友好的最大力量。但是，后来中日两国的民间贸易却并不顺畅，反而因日本政府的阻力而发展缓慢甚至一度中断。可以说，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阻力来自日本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联合日本经济界不断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最终，使得于1960 年上台的池田内阁被迫改变了以往敌视中国的态度，主动推动中日民间贸易的扩大化。

自此，中日双方交流虽以民间形式出现，却由两国官方实际支持。中日民间贸易不断发展的趋势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70年代初，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苏关系持续紧张，甚至发展到军事冲突。美国尼克松政府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以及冷战的需要，开始积极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

早就打算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但是，碍于美国以往态度而不敢迈步的日本政府对此欣喜若狂。刚上台不久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趁机开始寻求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周总理也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一边主动向日本政府发出希望将两国关系推进一步的信号，另一边对两国过往的历史纠葛持宽容态度以打消日本官方和民间的顾虑。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人正式访华。在经历了几天的会谈后，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了《联合声明》，自此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而掀起了两国历史的新篇章。

但由于一则“反霸条款”，两国代表却陷入了争执，因而并未缔结后续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而为后来两国间的外交进程以及钓鱼岛问题埋下了隐患……

二、暂且搁置的钓鱼岛问题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古时它隶属于台湾管辖。晚清时期由于甲午战败，钓鱼岛随着台湾一起被割让给了日本。日本后来将其改名为“尖阁列岛”，一直侵占至二战结束。

随着战争的胜利，钓鱼岛本该随台湾一起归还给中国。可是，美国后来在对日本的琉球群岛实行军事占领时却非法把钓鱼岛划归为琉球管辖区。

美国的介入而使钓鱼岛问题变得复杂化。1971年，美国将琉球群岛归还给日本，还刻意将钓鱼岛也连带着一起“归还”给了日本。

日本仗着当年美国的划归缘由，宣称对所谓“尖阁列岛”的主权，此举自然招致了中国的不满。至此，钓鱼岛问题明面上摆在了中日两国的谈判桌上。

在不久后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期间，两国领导人就谈论过这一问题。

1972年9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当着周总理的面主动提起了这个敏感点：“我想问问关于尖阁列岛的问题。”

“钓鱼岛的问题我不想谈。现在谁也解决不了，这对我们彼此都没有好处。”周总理在回应时不忘以中方称谓来强调领土主权。

田中角荣苦笑道：“我好不容易来北京一趟，这个问题要是一点也不提，回去我就没法交代了。”

他说的绝非虚言，当时日本国内形势复杂，右翼和亲苏、亲台等各方势力都想借着钓鱼岛问题发挥来阻止田中内阁与中方的和谈大局。一旦田中角荣没有提及，他便给国内那些别有用心之人落下了口舌。

周总理强调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大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解决了，这是大局。”

周总理接下来又解释说：“不是说别的问题不大，而是目前最为急迫的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其余问题要随时间推移再来谈。一些小问题如果闹大了，反而会让某些国家蠢蠢欲动。”

“好，不需要再谈了，暂且搁置，以后再说。”田中角荣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听懂了周总理的言外之意。

周总理很是满意对方的反应，也重复了一遍：“对，以后再说。”

11月6日，先前曾一道参与访华谈判日本的外相大平正芳在国会质询环节明确说明了对待钓鱼岛问题的态度。

他表示日后在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时，应避免触及“尖阁列岛”的主权问题，应采取“冻结”或“搁置”方针。

自此，“搁置争议，以后再说”便成为了中日两国高层对钓鱼岛问题的共识。

三、邓小平再谈钓鱼岛

1977年中期，中日两国的内外环境都有所改善，因种种原因而先前被搁置的关于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再度被提上两国议程。

新上台的福田内阁起初对缔约持慎重态度，不愿得罪在北方气势汹汹的苏联。但是，在后来得到美国卡特政府的支持后，福田内阁最终转向全面支持中日缔约。然而，本文开头所提起的1978年中日钓鱼岛事件却令该谈判险些夭折。

此事发生以后，日本右翼以及一些亲苏、亲台势力趁机借钓鱼岛问题对中日缔约横加阻挠，他们叫嚷着中国一日不承认尖阁列岛，中日就无法缔约。其中一些极端分子甚至更是发出了死亡威胁！

中日两国还面临着来自国外的压力。苏联方面唯恐中国被日本拉入西方阵营，于是千方百计干扰两国的缔约活动；台湾当局也与日本国会内的一些亲台议员和反对派频繁往来，意图依靠他们向福田内阁施压。

尽管如此，中日两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都不希望因钓鱼岛问题影响两国的和平进程。

日本外相园田直便是其中之一，他一直将两国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视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所在。

为此，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代表福田内阁出发前往中国参加缔约活动。在出发前，他沐浴更衣，还同妻子喝下了一杯”道别水”，一路上都在提心吊胆，唯恐国内的极端分子对他下手。

园田直担心的还不止于此。以往中国大陆对钓鱼岛的关注远不如台湾民间及海外保钓人士，但这次在钓鱼岛事件中却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再加上中日在历史上本身就有些不好的回忆，园田直唯恐中方因此对日方产生误解，继而影响到和谈大局。

当见到邓小平的那一刻，园田直的担心变得更加强烈。在他看来，这位个子不高的中国领导人实际上体内却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浑身上下散发着深不可测的气势。这令园田直在整个谈判过程都保持着十分紧张的状态。

然而，邓小平的态度却出乎意料得好，对于中日缔约没有任何异议，进展得也十分顺利。

园田直对此颇为诧异，难道对方一点也不在意中日在钓鱼岛问题的争端吗？到最后，实在忍不住心中疑惑的他主动向邓小平提起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淡淡一笑，说：“我们对钓鱼岛的方针一如既往，我看就先搁置它二三十年好了。”

显然，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继承了自周总理来的共识。

园田直又惊又喜，忙点头称是说：“贵国政府这样我就放心了。”

最后，中日缔约于8月12日正式完成，两国代表对于条约上的条款都没有异议。

无法相信缔约如此顺利完成的园田直激动地对邓小平说道：“阁下，如果没有旁人在场的话，我真想道一声谢谢您了。”

事后，园田直回忆说：“谈完后他还颇为悠哉，而我已经全身瘫软了。”

不同于全程轻松自若的邓小平，对背负着巨大压力与中方缔约的园田直来说，他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10月下旬，邓小平又亲往日本参加《和平友好条约》的互换批准书仪式。

在25日下午4时，邓小平出席了记者招待会，面对着来自世界各国的400多名记者，其中不乏来自西方国家的众多世界级媒体。

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方国家的方式同记者交流，因此一个别有用心的日本记者当众提及了敏感的钓鱼岛问题，企图令邓小平难堪。

会场气氛一时间陷入了凝固，大家都屏住呼吸，想知道邓小平会如何应答。

一旁的园田直更是急得直冒冷汗，他生怕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记者破坏中日友好的大局。

邓小平却不慌不忙，依然保持着一贯淡然自若的风范。他先是说明了中日双方已经约定在谈判中不涉及钓鱼岛问题，后又再次强调了两国高层间暂时搁置争议以友好大局的共识，讽刺有些人意图“挑刺”以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

最后，邓小平还颇为风趣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太聪明，谈这个问题很难达成一致。但下一代要比我们聪明，他们一定会找到都满意的解决方法。”

后来，中日双方坚持“暂时搁置”的基调，在互不涉及领土争端的情况下携手走进了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