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不光军事领域人才辈出,文学界同样也是百花齐放,一边是喊着“破旧立新”的新文化运动,另一边是守着“祖宗的学问”的老派学者。
其中,有位学者,却成了其中的“异类”,他就是黄侃。在文学方面,他绝对称得上“文学大家”,论起来,就连鲁迅都得叫他一句“师兄”;可在私生活方面,他却一塌糊涂,骗女学生结婚、抛弃妻子,更是严重酗酒。
今天,咱们就一起看看这位“黄疯子”的一生,究竟有多“传奇”。
1886年,黄侃生在四川成都一个读书人家里,他爹黄云鹄是前清进士,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也是一绝,家里藏的书更是多得很。
在这样的家庭之中,黄侃从小就显露出“学霸”天赋:3岁认字,5岁那年跟着父亲出去游玩,回家之后竟然能将见过的大部分楹联背下来。家里长辈看了都直咂舌:这孩子脑子咋这么灵光?
按说这种“神童”,走科举路是顺理成章的事。黄侃15岁那年,真就考上了秀才。可没高兴多久,清廷就把科举制度废了,他这“秀才身份”瞬间就没了用。不过黄侃没慌,当时新式学堂正兴起,他凭着扎实的底子,考进了湖北文普通学堂,学校可不一般,宋教仁、董必武这些后来搞革命的大人物,当时都在这儿读书。
在学堂里,黄侃才算大开了眼界。以前他只钻故纸堆,琢磨“之乎者也”,现在跟同学们一聊,聊的都是“如何救国”。他成绩还是顶尖的,尤其古文和书法,在学校里没人能比,老师都夸他“将来准是国学界的人物”。
1905年,朝廷选学生去日本留学,黄侃凭着优异的成绩入选,去了早稻田大学,这一去,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在日本留学那几年,黄侃接触了西方哲学、语言学,可骨子里还是偏爱老祖宗的学问。巧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当时也在日本,还跟黄侃住一个公寓楼。
这俩人的相识,说起来还有点荒唐。有天晚上,黄侃尿急,没找着公共厕所,就悄悄往楼下泼尿,结果没瞄准,溅到了楼下挑灯看书的章太炎身上。
章太炎是谁?出了名的暴脾气,人称“章疯子”,当场就骂:“哪个混小子这么没教养!”黄侃也年轻气盛,听人骂自己,立马回怼:“你半夜不睡觉吵吵啥?洒点水咋了?”
两人越骂越凶,可骂着骂着就觉出不对劲,对方话里全是学问,引经据典一套一套的。等报上名字,俩人都愣了:“哦!原来是你!”
黄侃早就佩服章太炎的学问,当场就鞠了一躬,要拜他为师。章太炎也喜欢黄侃的灵气,一口答应。就这么着,黄侃成了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当时鲁迅、钱玄同也在章太炎门下听课,论入门顺序,黄侃还是他俩的“大师兄”呢。
在章太炎的指导下,黄侃一头扎进“小学”(就是文字、音韵、训诂学)里,《说文解字》这些难啃的书,他翻来覆去读了十几遍,书皮都翻烂了。后来有人问他为啥这么拼,他说:“文字是中华文化的根,根要是搞不清,其他学问都是白搭。”
1914年,蔡元培当北大校长,到处搜罗人才,第一个就想到了黄侃,请他回国内教国文。
黄侃一上讲台,就成了北大的“顶流讲师”。他讲《文选》等书,从不干巴巴念课本,而是像说故事一样,讲屈原为啥写《离骚》,讲刘勰为啥写《文心雕龙》,连书里的典故、作者的心思,都能讲得明明白白。
那时候,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中文系的学生早早占座,数学系、物理系的学生也跑来蹭课,教室走廊里都站满了人。他学生范文澜后来回忆:“听黄先生讲课,就像跟着他到了古代,跟屈原、陶渊明这些文人聊天,一点都不觉得枯燥。”
黄侃的学问硬,脾气也硬,尤其看不惯新文化运动那套。胡适推广白话文,他觉得是“丢祖宗的脸”;陈独秀喊“打倒孔家店”,他觉得是“瞎折腾”。当年,他怼胡适的段子,直到现在还在学界流传。
有次上课,黄侃跟学生吐槽白话文:“你们看胡适提倡白话文,说通俗易懂,可真到用的时候,一点都不方便。要是胡适的太太死了,他发白话文电报,得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11 个字,花不少钱;要是用文言文,就‘妻丧速归’4个字,又快又省钱。你们说,白话文有啥好?”
学生听了都笑,这话传到胡适耳朵里,气得好几天没理人。
还有一回,朋友请吃饭,胡适正眉飞色舞讲“墨学”,黄侃突然站起来,指着胡适骂:“现在讲墨学的,都是混账王八!连你爹都是混账王八!”胡适当场就火了,撸袖子要跟他打架,黄侃却笑着说:“我逗你呢!墨子说‘兼爱’,连爹都不放在眼里,你有爹,咋好意思讲墨学?”气得胡适说不出话,旁人要么尴尬,要么憋笑,最后还是主人打圆场才收场。
他怼陈独秀也不留情面。陈独秀刚当北大文科学长时,黄侃当众说:“陈独秀也就一个桐城秀才的水平,没啥真本事,凭啥当文科学长?”这话让陈独秀下不来台,可陈独秀也没辙。
他知道黄侃的学问深,后来还跟人说:“黄侃这人才华是真高,可惜不跟咱们一起搞革命,太可惜了。”
黄侃在学问上是“大师”,在感情上却是实打实的“渣男”。他一辈子结了好几次婚,最让人不齿的,是骗女学生黄绍兰,还有抛弃彭欣湘的事。
他的第一任妻子叫王采蘅,是家里包办的婚姻,17岁那年结的婚。王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女子,温柔贤淑,会书法会画画,刚开始俩人还过得去。可黄侃后来去日本留学,接触了新思想,就觉得王氏“没文化”“跟不上自己”。
回国后,他忙着教书、搞学术,把家抛在脑后,王氏一个人伺候公婆、带孩子,里里外外忙得脚不沾地。1916年,王氏积劳成疾,才31岁就病死了,到死都没等到黄侃好好陪她几天。
比王氏更惨的是黄绍兰。黄绍兰出身书香门第,爹是有名的儒士,她自己也很能干,1907年进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武昌起义后还受黄兴派遣,去上海组建女子军事团,后来又在上海办了博文女子学校。
可就是这么一个有才华、有理想的女人,偏偏栽在了黄侃手里。
黄侃跟黄绍兰是同乡同族,以前还教过她读书。1916年,黄侃追到上海追求黄绍兰,当时他还没跟王氏离婚(王氏后来才病死),就骗黄绍兰说:“我那婚姻是家里逼的,我根本不喜欢她。”
为了跟黄绍兰结婚,他还伪造了一个“李姓”身份,跟黄绍兰登记。他说“用假名字,是为了以后跟家里离婚,不犯重婚罪”。黄绍兰信了他的甜言蜜语,放弃了自己的学校,在家安心待产。
可黄侃转身就变了心。他回北京女师大教书后,很快就跟女学生彭欣湘好上了,对黄绍兰不管不顾。黄绍兰挺着大肚子去北京找他,想讨个说法,黄侃却翻脸不认人:“跟你结婚的是李某,又不是我黄侃,你找我干啥?”这话像刀子一样扎在黄绍兰心上。
更惨的是,她爹觉得她“伤风败俗”,跟她断绝了关系,她生下女儿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后来她精神越来越差,1947年,黄绍兰就在精神病院里自杀了。
不过,黄侃对彭欣湘也没好到哪去。两人在北大在一起之后,校园里议论纷纷,学校觉得黄侃“违反师德”,把他开除了。彭欣湘怀孕后,黄侃又玩起了失踪,留下她一个人带孩子,日子过得苦哈哈的。
后来有人说,彭欣湘带着孩子到处找黄侃,可黄侃躲着不见,最后只能靠给人缝衣服过日子。
黄侃这辈子,除了学问和女人,就爱喝酒,天天都得喝,不管是上课前、吃饭时,还是跟朋友聊天,酒杯就没离过手。他说:“酒能解愁,还能让人想明白学问,没酒日子没法过”。
跟朋友聚会时,他喝高兴了就聊学问,话特别多,思路也比平时更清晰,不少学术想法都是在酒桌上想出来的。可长期这么喝,身体早就垮了。他经常头疼、胃疼,医生劝他少喝点,他不听,还说:“人生在世,就得痛快,喝死也值了”。
1935年10月5号,黄侃跟朋友在南京登高赏菊,又喝了不少酒。当时他还挺高兴,跟人聊“50岁后要写多少书”,说自己“50之前不著书”,想等学问更扎实了,再把研究成果整理出来。可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喝酒。
回家后,黄侃突然呕血,鲜红的血把衣服都染红了,家里人慌了神,赶紧找医生。医生诊断是“酒精中毒导致肝衰竭”,说已经没法治了。10月8号,黄侃就没了,才49岁。离他计划的“50岁著书”,就差一年。
他走后,学界一片惋惜。章太炎尤其难过,说:“我这辈子最得意的弟子,就这么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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