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大龙：“杨玉福”展现的是百姓抗战史

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刘军

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新京报推出“塑造英雄”专题，重启时光放映机，将镜头对准近二十年经典影视中的抗战英雄角色塑造者，回到作品高光时刻，分享他们如何将角色塑造得有血有肉。因为真挚，所以真实，因为真实，所以感动。

▲《紫日》海报。

英雄：农民

出处：影片《紫日》

首映：2001年4月11日

经典台词：带我们去投降？老子是爷们，中国的爷们，明白吗？现在是你们向我们投降，你知道吗？

电影《紫日》已经上映了二十多年，富大龙饰演的“杨玉福”，是中国战争电影史上一个极为独特且震撼人心的角色，他的坚韧、善良、挣扎和迷茫的形象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无数观众心中。杨玉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英雄，而是一个被时代的残酷洪流所裹挟的普通中国北方农民。他不识字、未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对世界的认知局限于土地和家庭。影片伊始，日军的屠杀瞬间摧毁了原本平静的生活，他目睹母亲惨死于日寇刀下，自己也在生死边缘徘徊。这场悲剧使他成为了千千万万在战争中家破人亡、承受巨大创伤的中国百姓的缩影。他的沉默、眼神中的惊恐与绝望，不仅仅是个人情绪，更是一个民族苦难的集中体现。这种“去英雄化”的开篇，让他的遭遇更具普遍悲剧色彩。

在穿越茫茫林海的逃生过程中，杨玉福先后遇到了苏联女军医娜佳和日本女孩秋叶子。他也从一个充满恐惧与仇恨的受害者，在与不同国籍的同伴共渡难关的过程中，逐渐找回了内心的善良与人性，最终实现了精神的超越，成为了和平与理解的英雄与使者。他的形象有力地传达了电影的反战核心：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以及跨越仇恨、珍视生命的永恒主题。

《紫日》是一部很特别的“反战电影”，剧本取材于大量真实历史资料，它的那份历史感和真实感深深触动了富大龙。“我记得冯小宁导演跟我介绍的时候，他说这三个人的故事插入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是从千万个故事、千万个人中提炼出来的。但我那时候刚毕业，不太熟悉那个年代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因此他告诉我需要在拍摄前期做很多工作，必须去农村体验生活，我觉得‘这挺好的’，于是他帮我联系到河北辛集市的一个农村，正好是收割的季节，我就跟他们同吃同住，每天四点起床，学干农活，相当于真正地当了一个月的农民。”富大龙说，这一个月的收获，直到今天都还影响着他：“后来所有关于农民、战士的角色我都能够驾驭，并且我对人物的认识是非常丰满的，这部电影提倡的反战精神也让我至今铭记。”而富大龙也用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表演，为世界战争电影画廊贡献了一个经典传神的中国农民形象。与同时期“手撕鬼子”的神剧相比，《紫日》打破常规叙事窠臼，通过精准展现杨玉福的脆弱、挣扎和迷茫，反而更真实地反映了战争对普通人的摧残，他的形象也是对“抗战英雄”刻板印象的一次祛魅。也可以说，他和他所代表的在挣扎中迷茫，在迷茫中警醒，在警醒中反抗的众多农民百姓，已经化身为刻在无数观众心中的、一座关于苦难与救赎的无名英雄丰碑。

▲富大龙在《紫日》中饰演的杨玉福，为世界战争电影画廊贡献了一个经典传神的中国农民形象。

当听到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叶秋子想带他们去向已经战败的日军投降时，杨玉福不再是那个只会颤抖流泪的农民，而是挺直了腰板，眼神里充满了鄙夷、愤怒和一种前所未有的、源自尊严的自信。他爆发出这句掷地有声的怒吼：“带我们去投降？老子是爷们，中国的爷们，明白吗？现在是你们向我们投降，你知道吗？”这句全片最高光的台词铿锵有力，“爷们”这个词极具中国北方民间特色，它超越了“男人”或“英雄”的书面感，代表着一种扎根于土地的血性、担当和硬气，这是属于中国普通百姓最朴素也最强大的身份认同。“现在是你们向我们投降”这已经不是疑问，而是宣告。它彻底否定了侵略者的一切合法性，从精神上宣告了他们的彻底失败。就算他们或许还在军事上占优，但在道义上早已一败涂地。

最后，当秋叶子被不接受投降而陷入疯狂兽性的日军枪杀后，杨玉福与娜佳带着对军国主义的痛恨报仇时，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农民的复仇，而是对一切战争罪恶的控诉，对和平的深切渴望。他最终理解了秋叶子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共同的敌人是军国主义本身而非彼此。这一幕让杨玉福从一个具体的受害者，升华为一个祈求和平、呼唤理解的象征符号。富大龙认为，《紫日》对红色的传承，对历史的铭记，不会因为战争结束而结束，将作为一个永恒的影视印记，向先辈们致敬，“我觉得这部电影一直都在，不存在过时，它对于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永不过时，值得人铭记。”

以平民角度展现对战争的反抗

新京报：杨玉福是一个被卷入战争的普通农民，而非职业军人。你在表演中，如何体现他在战争中被激发的求生本能和仇恨之间的巨大张力？

富大龙：当时需要外露地展现，这样才能让观众共情手无缚鸡之力的百姓的崩溃。而呈现这些“无声镜头”，最重要就来源于真实历史。我记得当时阅读了大量书籍，浏览了大量图片，当时我还把一张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图片贴在剧本上，每当翻开它就非常愤怒。当人在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面前，在至亲被杀害面前，自然是一种排山倒海的悲愤与崩溃。

▲杨玉福在母亲被日寇杀害时的镜头表现，情绪层层递进，从迷茫、不解、悲伤、崩溃到愤怒，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表演。

新京报：影片中有大量震撼人心的镜头依赖于你的面部表情和眼神戏，而非台词，例如杨玉福在目睹母亲被害后的崩溃沉默，你如何完成这些极具感染力的“无声”表演？

富大龙：杨玉福台词极少，在精神呈现上，确实令我非常煎熬。比如他母亲被日军杀害那场戏，就顶着大太阳拍了一上午，每一次都是用尽全力，他面临极大的悲伤，你是没有办法省力的，几乎每次拍完都是一种缺氧的状态。再加上大量的史料搜集，让我很清楚杨玉福经历的悲剧并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民族都在承受着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与折磨，你会陷入这么多生命被无辜杀害的悲愤与绝望中，他的无助、崩溃，不需要什么刻意构建就能呈现。

新京报：饰演这样一个在极端环境下经历巨大创伤的角色，对你个人的情绪和心理是否产生过冲击？你是如何从角色中走出来的？

富大龙：要说走出来，又谈何容易。可以说一直到现在，我都很难走出来。事实上，对于战争、武器、残酷这些，我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表演这部电影，我需要大量阅读历史资料，从一定程度上它也成为了我一生的记忆，随时随地提醒我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新京报：影片中，你与日本女孩秋叶子（前田知惠饰）、苏联女军医娜佳（安娜·捷尼拉洛娃饰）有大量精彩对手戏，因为存在语言障碍，这种特殊的合作体验是怎样的？如何建立起角色之间那种微妙、紧张又最终走向理解的关系？

富大龙：我记得我们仨当时都19岁，因为同龄又想把戏拍好，感情就特别好，她们都叫我哥哥。前田知惠特别聪明，她学了一两年中文，和我们沟通也没有问题。拍摄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我们是三个国家的人，就真是三种性格。比如前田知惠，有些戏让她再来一遍，或者她被导演提了意见，她就跪在那哭，偶尔还捶打自己，感觉非常自责。俄罗斯的演员就比较随意，总之创作氛围挺有趣的。

▲《紫日》中的三位主演来自三个国家，他们在片中有大量精彩的对手戏。

新京报：电影采用实地拍摄，条件非常艰苦。片场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什么？这些自然环境带来的挑战，是否反而帮助你更好地进入了角色状态？

富大龙：我们不是按照正常摄制组的拍摄流程，更像是一支小游击队，整个剧组就几十个人，比较机动灵活地在大兴安岭等地拍摄。因为所到之处几乎都是荒无人烟的野地，可能上百公里才有一个小旅馆，确实很艰苦。整个剧组同吃同住，有时候要抢光线拍摄，早饭都吃不了，只能中午垫一口干粮，和片中所处的实际环境一模一样。他们都开玩笑说我们像野人一样，就在荒草地里行走，不过这对演员也是一种锻炼，是一种不能忘怀的体验。

新京报：农民杨玉福并没受过军事训练，却在绝境里拿起枪——你怎么理解这种“平民的反抗”？

富大龙：电影正是用小人物的角度来述说二战这段历史，更是展现了我们民族的反抗史，最早参加抗日的部队，大多数人都是老百姓。对于杨玉福这样的农民来说，他最初根本不肯相信战争的残酷性，直到被伤害得绝望、仇恨，他彻底反应过来，就选择拿枪反抗，这是那时候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转变。

新京报：今天我们提到影视作品中的抗战精神，很多人想到《亮剑》甚至《潜伏》，却容易忽略像杨玉福这样的普通农民，你怎么看待对“无名英雄”再发现？

富大龙：反法西斯战争最后之所以能胜利，是因为调动了全民抗战，除了军人，还有大批无名的、无辜的百姓在一起抗战。他们是无名英雄。我记得冯小宁导演的观点就是以平民角度展现对战争的反抗，这样的角度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

新京报：据说你性格安静，爱研习古琴，这种“静”与角色“暴烈”的反差，是否让你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更深的体悟？

富大龙：参演《紫日》，让我对农民的身份有一种彻底的体验，也为我艺术创作带来了很多受益匪浅的经验和帮助。我真正认识到艺术来源于真实生活，真实生活是远大于艺术的，我们要从生活中积累营养。不管是什么样的影视表达形式，它的主角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人，我觉得对这样立体角色的塑造追求是不会改变的，对艺术的追求也不会变，就像现在这个阶段，我越来越明白我们的工作就是引领观众审美，让大家明善恶，知美丑。

新京报：如果让2025年的年轻人走进影院重看《紫日》，你最想对他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你认为《紫日》所传递的反战和人性关怀的主题，是否有新的现实意义？

富大龙：《紫日》上映到现在也很多年了，事实上，一直到今天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战争是没有停止的，所以《紫日》表达的反战与和平的主题，永远不会过时，它就是正在进行时。希望它提倡的和平精神能一直被大家铭记着，一直警惕着。

值班编辑 王丹妮 实习生 王雷佳汶

星标“新京报”

及时接收最新最热的推文

点击“在看”，分享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