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在理论与经验之间

胡卓炯

朱江华峰

在理论与经验之间

作者 |胡卓炯、朱江华峰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 |

拙作《“可见性”的建构：统计数据生产中的央地互动与政企关系变化》在《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4期发表。作为在读博士生，我们对此实感荣幸。更感谢编辑部的邀请，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回顾文章形成和发表的过程，这既是对塑造、鼓励我们的学术共同体的一份交代，也希望可以为广大学友提供一些可能的借鉴。

一、问题缘起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于一场意外的头脑风暴。2019年，笔者刚刚确定保研成功，与当时还在清华社会学系读博的刘文斌师兄常就社会学理论进行讨论。彼时，杜月老师关于“制图术”的研究颇受关注，该文兼具理论研究的厚重感和经验研究的现实感，是我们一众初学者效仿的楷模。笔者当时初生牛犊，认为杜老师“制图术”的概念直接来自于福柯对“治理术”的讨论，但其研究从治理术绕到制图术再回到治理问题，似显繁复，也稍微远离了福柯原本的问题意识。基于此，笔者设想，何不直道而行，就“治理术”本身来讨论治理问题？按照这一设想，笔者判断，合适的经验对象不应是国土等叠加了诸多其他治理要素的复合领域，而应该是一个更为单纯的治理空间。符合此要求的经验对象，在笔者当时看来是唯一的，也就是福柯本人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所强调的、孕育现代治理术的关键工具——统计。当然，这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学术畅想，笔者与文斌师兄多次交流，逐渐确定要在研究生阶段以政府统计为对象展开田野调查。

读研以后，在应星老师《发展社会学》的课上，笔者系统地学习了关于中国政府行为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明确了统计问题不仅存在“社会理论”层面的对话价值，而且有着现实的经验意义。在笔者当时的认识中，中国政府的治理结构大体上可以被理解为是“行政发包制”与“晋升锦标赛”相叠加而形成的“上下分治”结构，而上下之间、不同条块之间又有着各种具体的矛盾，从而产生诸如“共谋”、“策略主义”等具体的政府行为。政府统计在这个意义上恰恰是连通上下左右的关键环节，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主要经济指标的结果既是行政发包制的治理目的，也是晋升锦标赛的考核对象，甚至还是同级之间博弈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统计问题是理解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一个关键切口，而当时社会学界对此的讨论是不足的：统计数据的生产过程，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主要经济指标数据的生产过程，在整体上缺少定性的呈现。这种缺失使得部分研究者对统计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误，而笔者可以通过经验研究填补这一缺失。

二、在理论和田野之间往复

但田野远比笔者脑中的构想要来得复杂。进入田野后笔者所观察到的政府统计工作，比既有研究所呈现的统计状态更为规范和科学，甚至超过笔者进入田野前对其规范性的预计。这主要是因为在“联网直报”以后，国家直接从企业端搜集源头数据，那些过去可能产生数据失真的行为，在当前制度下已经很难发生。这诚然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大进步，但对于写作者而言，它也意味着新的困难：仅从政府统计当前的工作出发弥补过去研究的缺失，本身是比较容易完成的；但对于学术写作而言，这样的呈现在逻辑上似乎过于简单了，所有的差别几乎只是统计制度变化的直接结果。如何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提炼理论问题，是笔者当时最大的苦恼。

导师晋军老师为此曾多次勉励笔者：那些错漏百出的治理行为在学术上反而是缺少分析价值的，学术工作应当是去探索一个持续的、结构性的东西。凭借学者的直觉，他认为这种规范性的操作必然对应着某种理论提炼的可能。在晋老师的启发下，笔者最终意识到可以将视野拓宽，不再局限于政府统计工作本身，而是以统计为中心理解地方政府的整体经济工作，从而可以在“政府对市场治理的强化”这一理论框架内定位田野的发现：中央政府主导的统计改革本身仅限于对统计工作的规范化，但经过行政体系内部的复杂互动，这一改革最终导致了地方政府对经济领域更有效的治理。基于此，文章可以与此前学界关于中国科层制的研究进行对话。

根据田野而做出的框架调整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即笔者几乎难以再将经验叙事与福柯的社会理论进行关联。因为研究的问题意识直接来自于笔者对福柯理论的阅读体验，笔者当时对于这种关联存有某种难以割舍的“执念”。为此，笔者先后尝试从“权力的生产性”，“权力的观看”等角度运用福柯的理论，但效果都很不理想。笔者为此再次陷入写作焦虑。后来，应星老师和孟庆延老师点醒了笔者，他们教导我，社会学者读理论的目的并不是将其外化为工具，而是将其内化为视角：理想的状态并不是同样的现象可以用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等社会学家的理论直接给出不同的解释，而是面对同样的现象，学习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社会学家理论的学者会从中发现不一样的东西。应星老师反复告诫我应该去做“没有福柯的福柯研究”。这帮助我卸下了包袱。我尝试先从经验本身建构叙事，搁置对于宏大理论的痴迷。

三、在写作到发表的道路上摸索

在初步搁置宏大理论之后，笔者最初的写作过程比较顺利。而在文章成型之后，笔者受到了一系列真诚但尖锐的批评。在2023年，笔者先后参加了清华社会学系内部的讨论会，中国社会学年会以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文章先后得到了孙秀林、焦长权、艾云、邵占鹏等老师的点评。老师们一致认为，文章在局部细节上体现出了洞察力，但客观上并不是一篇成型的论文：整体上并没有收束到一个特定的主题，也没有清晰的理论对话脉络，更像是围绕政府统计与经济管理进行了经验材料的堆叠。但笔者最初并没有能够很好地领会和理解这些批评，这主要在于笔者对自己精挑细选的经验案例存在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且认为自己有义务对其进行完整的呈现。笔者在后续近一年的写作探索中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最终在合作者的帮助下，以“可见性”作为主要的理论框架梳理经验、组织全文，当时的标题是《“可见性”的双重生产——从政府统计出发理解“国家—市场”的新关系》。笔者以此向《社会学研究》进行了投稿。

文章在2025年1月收到了外审专家的意见。两位专家对于文章的研究主题、经验材料和叙事逻辑都予以了肯定，但也都认为文章在理论和经验之间有着明显的脱节。理论层面主要是缺少对核心概念“可见性”的界定与梳理，这导致理论框架过于宽泛，缺少收束全文的中层理论概念；经验层面的问题则是理论问题的延伸，专家认为文章的经验叙述枝蔓颇多，并没有围绕一个逻辑递进和展开，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文章没有梳理出清晰的理论线索。外审专家非常负责，给出了一系列关于“可见性”的参考文献，以便笔者进行梳理和完善。

经过两个月的时间，笔者针对外审专家指出的问题进行了细致修改。文章重评时，外审专家肯定了文章的进步，但仍然认为文章在理论和经验层面都不够成熟。在理论层面，专家判断笔者仍然在“可见性”的框架方面有所游移，致使文献综述写作板块化，文献之间缺少内在关联，围绕“可见性”提出的新概念也并不合适；在经验层面，专家也仍然认为文章存在行文拖沓、信息含量低的问题。事后回看，专家的意见确实击中了文章的软肋，但笔者当时其实无法完全准确地理解这些意见：对于文献和概念上的问题，笔者自身亦有认识，自认为也比较容易处理，但经验信息含量低这一点与笔者当时的自我认识存在差异。笔者当时认为文章已经从初稿五万余字的体量压缩到两万字之内，很难想象还能如何提高文章的信息密度。

笔者为此请杜月老师帮忙参详。杜老师认为，外审专家所说的“信息含量低”和笔者自己判断的“信息密度大”也许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即笔者当时对于政府统计和“可见性”有着自己过于主观的理解：统计是社会之于国家的“可见”过程，这个“可见”过程既包括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结果的“可见”，也包括了地方政府对企业行为的“可见”，还包括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可见”。在未经充分说明的情况下，学界对于“可见性”的一般认知只在于第一重“可见”。而笔者因在理论界定上将多重“可见”混为一谈，在案例写作过程中也就会将不同性质的经验材料混在一起使用。这一写作方式在笔者自己的逻辑思辨中也许是可以自洽的，但阅读者通常不会具有和笔者完全一样的思辨结构，而笔者也没有能力将自身的思辨完全外化为严谨的理论框架，这就导致文章逻辑显得较为混乱，即“信息含量低”。杜老师的建议是，笔者应该按照外审专家的意见重新梳理“可见性”的框架，根据新的框架首先对经验材料进行删减，然后再考虑增补材料的问题；具体的调整方向，杜老师建议笔者可以将经验的重心放在更能体现“可见性”内涵的“政企互动”部分。在杜老师的建议下，笔者最终将文章的主题内容调整为两个部分，即中央主导的统计“可见性”的建立过程所引起的地方反应，以及这种互动带来的政企关系变化。

至此，到2025年4月底，文章的主体内容最终定型。笔者本以为大功告成，但后续两个月的校改过程带来的挑战甚至是不亚于外审意见的挑战。作为初次投稿的新人，笔者在学术表达上存在诸多问题，如措辞不精确、表达搭配不当、逻辑跳跃、主语缺失以及语句歧义等，这些问题反复出现，需要笔者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笔者在这一漫长而繁复的过程中收获了一整套关于学术写作的“默会知识”，可以说是这个过程才真正把笔者带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笔者今日再回看初稿，才深觉自己已经获得了如此之多的成长。在此要特别感谢拙作的责任编辑老师和编辑部的其他老师，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不厌其烦地指出文章的问题，真正让笔者感受到学术共同体的存在。

四、一些感悟

作为一个刚刚踏上学术发表之路的初学者，笔者前述的经历或可为广大学友所借鉴，而笔者对此也有一些自己的反思可以分享给大家。

拙作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笔者长期无法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一方面，笔者无法准确判断何种程度的理论抽象层次是合适的（这使得笔者长期无法提炼出一个有力的中层概念总领全文）；另一方面，笔者也无法使文章的经验与理论框架紧密贴合（这使得文章的经验和理论部分长期是互相独立的，且始终存在经验材料堆叠、“信息含量低”的问题）。这其实是丰富的经验材料和宏大的理论关切所带来的客观的写作难度。但这也意味着笔者在课堂中为师长所认可的品质（例如田野材料的搜集能力，对宏大理论的感知能力等）反过来构成了对于学术写作的某种妨碍。甚至笔者当时的应对方式，例如寻找新的材料、阅读新的理论等，也是在继续增加理论和经验的复杂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写作上的困难。笔者在写作的初期始终身陷这种恶性的循环之中。

而最终支撑笔者跳出困局并完成写作的，除去“将理论作为视角”的认知解放外，更为关键的是学术共同体的支撑。这一学术共同体超出了师门和系所，而尤其包括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等公共平台。笔者最初怀着一种初生牛犊的勇气将非常不成熟的作品放到了学术共同体的面前，这反而使得笔者可以获得学术共同体的支持，在同系师长、评议老师、外审专家、编辑部老师的共同帮助下，不断地明确文章应该去完善和聚焦的方向，最终形成目前的作品。笔者对此深感幸运，同时也认识到，学术产出应是一个知识共同体的行为，而在某些阶段，过于独立的探索对于知识产出甚至可能是有妨碍的；拥抱学术共同体，寻求学术共同体的帮助，在笔者看来，也是学术工作者的必修课。

拙作虽已刊出，但其仍然只是从统计领域切入中国政府治理体系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一系列的问题还有待澄清。仅就笔者的经验直觉而言，政企关系的变化只是统计变化背后的国家治理体系变化所引发的一个结果而已，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变化还有待探索：统计制度的改革将如何影响治理结构？既有研究认为的“上下分治”的格局会在哪些层面发生变化？统计问题是否还可以从治理术的谱系角度获得其他的理解？这都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作者手记”也是学术共同体提供的一种平台，期待能与广大学友共同推进对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