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苛捐杂税究竟有多泛滥？

民国时期的税制，上承清代旧制，下启近代财税变革，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

从 1912 年民国建立到 1949 年结束，短短三十多年间，税种总数较清代增长了三倍以上，苛捐杂税的泛滥程度远超历代。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割据导致财政大权分散，所谓国家税与地方税的划分不过是一纸空文。各省自行其是，税捐名目层出不穷。

仅黑龙江一省，税捐就达 34 种之多，国税包括印花税、酒税、烟税等，地方税则细分到省税、县税、村街税三级。车捐、船捐、戏捐、妓捐、赌捐等杂捐遍布城乡，甚至还有专门针对木炭、白条猪的税种。

当时民间流传 "摊派大于附加，附加大于正税" 的说法，真实反映了税赋层层加码的现状。地方官府为逼税想出各种手段，车户若逾期缴纳车捐，会被处以应缴捐额两倍的罚款，这种苛罚在各地屡见不鲜。延续自清代的厘金制度虽未废除，但已显露出诸多弊端，货物运输途中逢关纳税、过卡抽厘，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推行税制改革，实现了关税自主，裁撤了扰民甚重的厘金，代之以统税，但田赋附加税的失控让改革成效大打折扣。田赋作为地方税的主要来源，其附加税种类繁多，增长迅猛。

江苏泰县的田赋附加税在 1921 年还只是正税的六成，到 1931 年已增至正税的五倍以上，而且这还不包括每亩八分的田亩特捐。浙江杭县的田赋每两从清末的一元五角，涨到了民国时期的九元六角，涨幅超过六倍。

江西部分地区的漕米附加税甚至超过正税十倍以上。据统计，从 1912 年到 1928 年，田赋正税的税率就增加了 393%。到 20 世纪 30 年代，水田的田赋占地价的比例逐年攀升，从 1931 年的 2.08% 涨到 1935 年的 3.09%，旱地更是达到 3.49%。在四川崇庆县，农民全年收益的三分之二以上都要用于缴纳田赋正附税，农村经济濒临破产。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筹措军费，税收政策更加严苛。盐税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税率不断上调。1937 年 9 月起，各区食盐附征的整理费开始增加；1938 年 10 月加征公益费；1940 年 9 月公益费再次翻倍。

1941 年改行从价计征后，盐税收入大增，全年收入较之前增长两倍多。1942 年实行盐专卖制度后，收入更是激增，到 1945 年盐类收入竟占当年税收总额的 53.5%。

然而，这背后是百姓负担的急剧加重。1945 年 3 月，食盐战时附加税每担增加到 6000 元，是原有数额的六倍，管理费也从每担 150 元增至 300 元。同时，田赋改征实物，农民不仅要缴纳粮食，还要承担运输等额外费用，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

抗战胜利后，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税制彻底崩坏。为应对财政危机，地方政府纷纷预征田赋，四川部分地区甚至预征到了几十年后。各种摊派和临时捐税层出不穷，连日常用品如油、豆饼、牲畜、鱼网都要征税，甚至还有专门的 "厕所税"。

工商业者同样不堪重负，棉纱、水泥等工业品除缴纳统税外，还要负担各种地方附加。税收的沉重打击了生产积极性，农村土地荒芜，工商业萧条，整个社会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从种类繁多到税率奇高，从层层摊派到预征未来，渗透到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无节制的搜刮不仅加剧了民生疾苦，更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成为民国时期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