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周刊 | 日军士官日记在琼首展 侵琼铁证再现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 文/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才丰

图/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编者按

9月2日，海南省档案局（馆）举办的“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琼崖抗战档案资料特展”开展，共展出近200件珍贵档案资料。

开展当日，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政协委员、金山实验学校教师、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证调研团队发起人刘昌言和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华南抗战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吴佩军向海南省档案局（馆）捐赠了《支那事变出征记》《海南警备府战时日志》等档案资料。

《支那事变出征记》《海南警备府战时日志》出自侵华日军之手，具有连续性、完整性、翔实性等特点，是日军侵琼的铁证之一，系在琼首次系统性公开展出。近日，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刘昌言和吴佩军，听他们讲述寻找、编译、捐赠档案资料的故事。

2024年4月，一则来自日本某拍卖网站的信息，让远在中国广东珠海的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证调研团队绷紧了神经。一段购买、运送、编译日军侵华史料的经历由此开启——

一则拍卖信息

牵出日军侵华罪证

“一位常年关注日军侵华罪证相关线索的朋友跟我们说，这次拍卖的资料可能非常重要。”刘昌言回忆，他和团队其他成员得知消息后，立马查看拍卖内容截图，发现《支那事变出征记》涉及日军侵占珠海三灶岛、修建秘密机场等关键内容，当即决定不惜代价购买。

一场跨国竞拍随即展开。由刘昌言出资，在日爱国华人协助竞拍，最终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证调研团队于一个月后购得《支那事变出征记》5册日记中的4册。2024年10月，这份原始资料由爱国华人从日本带回中国，经东北转递至珠海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证调研团队手中。

刘昌言展示《日军侵华罪证史料——保科德光日记》档案资料。

如何让这份珍贵史料被更多人看见、读懂？刘昌言团队多方奔走联络，获得了大量支持，最终由珠海市博物馆、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珠海市档案馆和珠海市金湾区档案馆等机构相关人员，助力开展日记的编译工作。

“《支那事变出征记》中有很多那个年代普通日本民众日常都很少使用的古文表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作者应该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但日记上没有署名，作者究竟是谁，一开始我们也没有头绪。”作为编译团队核心成员的吴佩军告诉记者。

吴佩军展示日军侵琼档案资料。

随着编译工作的推进，加上搜寻到不少佐证资料，这套日记的作者和内容逐渐变得清晰：它是二战时期日本海军第九战队（第五舰队）司令部士官（信号长）保科德光的战时日记，共5册，详细记录了1937年7月29日至1939年2月10日期间，他随军侵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过程，内容包括海面作战、日常生活等，其中多篇日记明确提到了日军侵略海南的具体史实。

刘昌言和吴佩军捐给海南省档案局（馆）的《日军侵华罪证史料——保科德光日记》《海南警备府战时日志》档案资料。

“在编译过程中，我们还找到了这套日记第五册的相关资料，让日记缺失的内容得以补充完整。”吴佩军介绍，他和刘昌言等人逐字逐句地审稿、校稿，确保内容准确，历时8个多月最终形成了近10万字的《日军侵华罪证史料——保科德光日记》编研资料，里面不仅同步收录了《支那事变出征记》的原文和中文译文，还补充了辅助阅读内容：比如，通过注释，帮读者理清一些历史背景；整理中文、日文专有名词对照表，部队番号、军衔及机构名称，武器装备名及地名等附在文末；辑存了《三灶岛占据作战》《罗时雍回忆录》（注：二战期间在台湾任教的罗时雍被征为日本海军翻译）等资料。“我们希望尽量全面还原日军侵华罪证，这样一来，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能更直观、更清晰地研阅这份史料。”

从上海到海南

罪行昭昭不容否认

“《支那事变出征记》是研究我国华东、华南地区抗战历史的珍贵一手资料。”刘昌言提及这套日记时，语气中满是对其历史价值的重视，“它以保科德光的个人视角，把日军侵华轨迹写得清清楚楚。日本海军第九战队（第五舰队）的旗舰‘妙高号’重型巡洋舰从日本佐世保军港出发，先后参与攻打上海、轰炸厦门，袭击汕头汕尾、封锁珠江口，而后侵占三灶岛，随队侵略海南岛，每一步都浸透着血腥和暴行。”

市民在展厅里观看抗战档案资料。

这些日记里记载的内容与中方史料高度吻合，形成有力互证。刘昌言团队长期致力于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证调研，保存着多位幸存者的口述历史资料。他举例说，1937年12月4日，日军突袭珠海三灶岛，保科德光在日记里提到“陆战队员们则乘坐小汽船上岸。而‘妙高号’上的飞机则配合陆战队，实施侦察和轰炸以及向敌方（中方）阵地投撒传单……”。这与当年亲历这场暴行的幸存者的口述内容一致。

“保科德光的日记中充斥着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病态美化，将烧杀抢掠粉饰为‘英雄壮举’，以‘扫荡工作进展顺利’的轻描淡写掩盖三灶岛‘万人坟’的累累白骨。而他笔下‘暴戾的支那’‘在此陷入苦战’等描述，则恰恰折射出中国人民坚韧不屈的抗争意志。”刘昌言感慨道。

在日记里，诸多细节都有记载。比如，1937年9月29日到1938年1月12日的多篇日记，印证了日军对海南的侵略蓄谋已久。其中，1938年1月12日的日记写道：“‘妙高号’和‘香久丸号’各自确定了负责作战区域，对海口炮台……等目标进行了轰炸……”1939年2月10日的日记则记录了日军登陆海南岛的场景：“2月10日，凌晨2点27分，各运输舰发出完成登陆准备的信号。凌晨2点31分，乘坐本舰（‘妙高号’）的饭田支队长发出了登陆的信号后，载着登陆部队的舟艇一起向陆地进发，凌晨2点50分，接收到登陆成功的信号……”

但令人颇为疑惑的是，《支那事变出征记》第五册仅有寥寥数页，这几页只记载了1939年2月1日至2月10日，日军侵略海南前进行准备及登陆当天的情况。之后，保科德光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有继续写日记？

“保科德光这套日记很有可能是他回到日本后整理和誊写的。因为这套日记字迹工整，基本没有涂改，甚至还抄录了一些电文内容，有地图，有简笔画，很难想象这是在战时军情紧张、环境动荡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推测，他当年随军时，或许是用小册子随手作了简单记录，等到回国后，才把这些记录梳理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完整日记。”吴佩军解释道，“可能出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把2月10日后的日记往下写，也可能是故意没有誊写出来。目前我们查到的保科德光相关资料不多，这些历史迷雾还有待一层层拨开。”

（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