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跟与会者讨论了25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要“出版理论刊物”,毛主席说:
“我们党的干部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
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旗》杂志应运而生,很长一段时间都拥有着极高地位,一度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称为“两报一刊”。
《红旗》最风光时候,几乎能跟文化部齐驱并驾,当时《红旗》的编辑部在北京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另一半是文化部。如此待遇,是两报都不曾有的。
但是,如今两报还在,一刊却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算起来它存在的时间也不过30年,这是为何呢?
《红旗》杂志最初的编委阵容非常豪华,有邓公、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夫子、胡乔木、柯庆施、舒同、陶铸等众多理论知识丰富、职务较高的干部。并且这些人选都是毛主席一个一个拟定的,可见主席有多重视。
在创刊的前十年,《红旗》发表过众多著名的社论,毛主席几乎每期都看,他看《红旗》的文章非常细心,一旦发现有错误就会写信给编辑部要求予以修正。
主席不仅在上面发表文章,而且对重要的文章会严格把关,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像《毛选》就曾被《红旗》重点介绍和宣传。
中苏当年的论战,《红旗》也是主要阵地,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该杂志都有着巨大影响力。
不过到了1968年,《红旗》已开始落寞,陈夫子权力不断提升后,就没什么精力来管杂志,而这一年副总编辑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被隔离审查,使得杂志社内部工作陷入停滞,连着好几期没有刊印新的内容。
1970年,总编辑陈夫子也受到处理,《红旗》杂志遭受沉重一击,此后就很少再出现有影响力的内容了。不说其他的对错,在宣传方面,陈、王、关、戚四人都很出色,他们一出事,对《红旗》的打击也非常大。
1978年4月,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瞬间引起轩然大波,其他各大报纸杂志纷纷发声表达观点,但《红旗》却一直保持安静。
次月,《红旗》杂志社迎来了新的总主编、也是最后一任总主编熊复,本来以为更换领头人,杂志就会发声,但事实却不如人意,很长一段时间《红旗》依然处于沉默状态。
如果是其他时间也就罢了,此刻“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正讨论得如火如荼,作为党内知名宣传口,《红旗》这时没有一点水花,就没有尽好自己的责任。
当初并列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旗帜鲜明支持了“真理标准”,并连续多期专题报道,所以《红旗》从这里开始,算是彻底落后了。
社会各界人士还是希望《红旗》能对得起这个名字,至少要出来表个态,然而红旗编辑部里的众人采取了高高挂起的方式,似乎这场关乎思想的辩论与他们无关。
当时党内、读者都有写信过去,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刊发,可《红旗》还是无动于衷,只要关于思想路线方面的内容一律按住。久而久之,很多人都对《红旗》有了意见。
同年9月,临近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日子,《红旗》去找了老革命谭震林,希望后者能写一篇悼念文章。
谭震林答应了,不过他的文稿中多次表达自己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主编熊复看过后皱起了眉头,认为这样的文章还是不发表为好,为此他特意找到谭震林,希望把这方面的内容改掉。
但谭震林是出了名的倔脾气,认定的东西就不会改,否则当年也不会跟其他几位老革命大闹怀仁堂了。他跟熊复吵了很久也没吵出个结果,最后就决定让中央来定夺。
邓公收到报告后,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很好,没有错误。如《红旗》不愿登,可由《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愿登呢?不想卷入?应该卷入!任何杂志都可发观点不同的文章嘛。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卷入。
不仅仅是邓公,这篇文章是否原稿发表还惊动到了华同志、叶帅、李先念三位中央领导。华同志持保留意见,没有说自己的看法;叶帅人在广东,也没明确表态;李先念则跟邓公的看法一样,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卷入,其实已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中央领导层的意见一下来,熊复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1978年底开始发表支持“真理标准”的文章。但是,这个时间节点大局已定,有些迟了啊。话说回来,为何熊复没有像其他“两报”那样呢?
原因他本人后来说过,一是他刚刚到任,对工作职责不熟悉,只是认为这种涉及到国家层面的大事,必须要有中央的指示才能发声;二是他理论水平不够,没有勇气坚持实事求是。
无论如何,此后几年,《红旗》就不再有当初的影响力,逐渐被边缘化。
到了1987年12月6号,中央下达文件,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要停刊《红旗》杂志,并撤销该杂志社。这时还没有明确具体时间,不过有很多人为此感到难过。
后来对于杂志如何整改、是否改名等问题,组织展开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在1988年6月底彻底停刊。
1988年6月16日,《红旗》出版最后一期内容,里面有“《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消息。
一本刊物,一个时代,就此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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