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国民党军统上海情报站覆灭记（三）

书接上回。

　　1月24日是南方农历小年。

　　从这天开始，专案组把调查焦点集中到了上海公安系统内部，确切地说，是集中在有可能跟公安系统内部某人相关的一个神秘电话上。

　　台湾特务机关空投的反动宣传品中提及上海市1956年1月至6月的治安情况时，说“以上海市公安局内部自称的1956年1月至6月的全市刑事、治安案件下降了约27%”。专案组对该文章所披露的数据进行了核查，发现该数据是1956年6月30日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在市局做报告中披露的，后由市局政治部当做内部资料下发给基层民警学习。

由此可以肯定是我公安机关内部有人把它们泄露出去了。所以，调查可以从追查去年市局政治部下发的那份内部学习资料着手。警察高镜明、老柯、韩芒三人受命对此进行调查，当时下发的资料总数是四百五十份，后来一份不少地回收上来了。

警方认为，当时这些资料是下发到各分局后由分局发给各科室、派出所的，这期间是唯一的一条泄密途径，但凡是针对公安系统内部的调查，专案组需要专门打报告请市局领导批准后才可实施。

于是副组长曾振环起草报告，再交由专案组组长雷绍典签批后。以市局办公室名义下发通知协查，这份协查通知在前天上午由三名警察骑摩托车直接送达各区派出所。哪知仅仅过一天临近下班时，专案组办公室的电话响起。内勤程博安接起电话，刚 “喂” 了一声，听筒里便传来一个女子怯生生的耳语：“请问警察同志，你们是调查反动传单案子的‘1・15’案件专案组吗？”

可就当程博安刚答了句 “是的”，还没来得及多问，电话就被匆匆挂断。这位去年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公安局的年轻人，对侦查工作尚显生疏，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挂断，一时竟愣在原地，怔怔地握着听筒。

这时，老警察高镜明端着热水瓶过来沏茶，程博安将电话内容告知，高镜明一听瞬间严肃起来，抓起电话就拨通总机：“小刘，刚才打进专案组的电话是从哪里来的？”

小刘回复道：“对方没说地址，接通后只要求转接‘1・15’专案组。”

此时高镜明语气变得严肃，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命令道：“立刻联系邮电局追查这个号码，我们这边立等回音，必须要快。！”小刘却说：“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电话没办法查询主叫号码。”

此时高镜明将此事告知曾振环。曾振环听完当即判断：“这肯定是检举电话，只是打电话的女子心里犹豫，接通后临时打了退堂鼓 —— 这线索绝对很有价值。”

要知道，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七年多，公安工作基本没有‘透明度’可言，报纸上登的破案消息都是公安机关提供的通稿，从来不会提案件代号和‘专案组’这类内部信息。这个女子能直接说出‘1・15’专案组，说明这个女子大概率知晓公安内部情况。”

据此高镜明认为这个女子是公安内部人员，而曾振环却持否定态度，他表示：“如果是警察，既然决定反映情况，肯定早就深思熟虑过。以警察职业思维，但凡下定主意的事，绝不会在最后关头‘掉链子’，不管男女警员，这点定力还是该有的”。所以曾振环觉得可能是跟警察有近距离接触的人，比如警员家属、亲友，既懂些公安内部常识，又有一定文化。

曾振环又进一步推测，这个女人打电话是想反映跟台湾特务机关空投反动宣传品相关的情况，而且很可能涉及我们这几天正在查的重点，也就是上海去年上半年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发案率数据问题。

由于这个电话，曾振环召集专案组其他成员召开紧急会议，一番讨论下来，这条线索过于单一，还是得等机会。曾振环却认为，这个女子大概率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再打电话来。负责的同志多留意，现在就跟再有外线找专案组，立刻用专线给邮电局机房发信号定位，接电话的同志务必设法拖住对方，给邮电局追踪争取时间。

可第二天程博安等了一上午也没有等来那个女子的电话。可就在中午一点多的时候，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程博安接起确认正是昨天那个女子的声音。二人简单寒暄之后，程博安主动说道：“同志您好，我听出来了，您就是昨天傍晚打电话来的那位。我姓程，是‘1・15’专案组的值班员，有什么事情您慢慢说” 。

为了延续时间和怕惊扰对方，程博安没按惯例问 “贵姓”，而是用温和的语气提议：“您那边打电话方便吗？要是不方便，我给您打过去？”没承想，这句话刚说完，电话 “咔嗒” 一声又被挂断了。程博安一头雾水。

程博安于是放下电话，赶紧跑到报告室汇报。程博安很仔细，还汇报了听电话时候其他声音，当时有车辆刹车声，还有路人说话的声音，还听见一个有点苍老的声音问‘王记南货店往哪走啊’，另外有人问：“这趟不是调头车吧？是去梧州路的吗。”

曾振环听后立刻用会议室的电话打给邮电局总机，询问是否查到刚才的来电号码。邮电局回复道：“对方通话时间太短，没办法定位主叫号码。”

曾振环对程博安表示：“昨天她问清是专案组就挂电话，还算正常，所以我判断她会再打。可今天又突然挂断，这我就不懂了。” 程博安则说：“要是她真有情况要反映，会不会写信过来？”曾振环点头：“不排除这种可能，但等信实在是太慢了。”

就在这时，高镜明表示：“会不会是她不想让我们知道她的情况？你说要给她回电话，她就得报自己的号码，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情急之下就挂了？”曾振环觉得高镜明意见很有道理，可现在除了等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方法。

警察贝世海此时却说：“刚刚程博安提及他听见旁边与人说梧州路，而21 路电车的终点站就是梧州路！如果是这样的啊，那个女子应该是在‘王记南货店’附近，某个靠马路的弄堂口传呼电话亭打的电话！”曾振环听后精神一震，立即派人沿着 21 路电车线路排查，重点找弄堂口的传呼电话亭，说不定能找到女子的线索。

1 月 25 日，萧孙石、贝世海、老柯和程博安四人奉命前往调查。曾振环特意让内勤程博安一同前往，是考虑到万一顺利找到那个女子，程博安可以出面解释，避免对方产生不必要的猜忌，影响后续沟通。

四人登上 21 路电车，每到一站就下车排查，查看附近弄堂口是否有传呼电话亭。在北京东路站下车后，他们发现离站牌七八米远的弄堂口有一个电话亭，便上前向电话员询问。但电话亭昨天下午才移到弄堂口，而程博安接到电话是在昨天午后，时间对不上。于是四人重新上了 21 路，一站站排查。到了武进路站。

几个人刚刚下车，就发现离站牌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条弄堂，名叫 “满福里”，弄堂口临街楼的墙根下正好有个小小的传呼电话亭。贝世海当即说：“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应该就是这儿了！” 下车一问，果然在前面几十米处有一家 “王记南货店”—— 看来，那个女子的电话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打的。

这次四人直接去了满福里居委会。亮明身份后，他们先问了传呼电话的使用情况，得知一切正常，便把电话员请过来了解情况。电话员是位三十多岁的阿姨，警察向她说明来意：“想跟您了解下，前天下午五点和昨天午后一点左右，有没有人在您这个电话亭打电话，而且通话时间很短，一接通就挂了？”

这位四十多岁的女性电话员性子有些木讷，警察重复了三遍，她才听明白，却摇了摇头：“这我记不清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一天到晚这么忙，我只知道打电话要收钱，有来电要去传呼。”警察失望而去，离开满福里后，四人继续乘 21 路往终点站梧州路方向排查，可直到抵达终点，也没再找到符合条件的、弄堂口带电话亭的站点。

眼下看来，满福里弄堂口的电话亭仍是最大可能，但电话员提供不了线索，只能尝试找目击者 —— 可这样一来，调查范围就会扩大，四个商量后决定先去 21 路车队调取行车记录，看看在程博安接电话的两个时段，是否有 21 路电车经过武进路站（满福里门口）。

车队提供的行车记录只有电车的到达和发车时间，没有途经站点的详细记录，但能大致推断出途经武进路站的时间。查询结果显示：昨天下午一点零七分左右，确实有一趟 21 路电车经过满福里门口的武进路站。

接着四人去邮电局查通话记录，直接查满福里那部电话在那两个时段有没有打过市局总机，查询结果证明：满福里弄堂口那部编号为 A0398 的传呼电话，在那两个时段确实拨打过市公安局总机。专案组当即决定：动用全组力量，彻查这个两次拨打专案组电话的女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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