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唐宋笔记小说研究的重要视角

（来源：光明日报）

转自：光明日报

考察唐宋的笔记小说，“博物”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主要体现于作品的写作观念、作者素养和书写内容三个方面，构成了笔记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博物”性在唐前的笔记小说中已经有所体现，诸如《博物志》《西京杂记》等作品具有明显的“博物”倾向，这一倾向反映了小说家们“逞才炫博”的自矜心理，以及“格物致知”的知识主义传统。唐宋时期作为笔记小说由成熟走向繁荣的重要阶段，依然遵循着“博物”的写作宗旨，在继承前人创作精神的基础上，还顺应时代展现出了新的特色。

首先，唐宋时期的小说观念中有十分浓厚的“博物”元素。自《汉书·艺文志》设立“小说家”开始，小说就具备了独立的文体地位，并形成了相应的文体观念，其中“小道可观”说尤其重要。“可观”肯定了小说的存在价值，是对“小道”说的重要补充，为此后小说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所谓“可观”在当时主要体现在道德方面，两汉之际的桓谭说道：“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新论》）这里的“治身理家”与儒家所提出的“修身齐家”内涵基本一致，“治身”指道德修养，“理家”指家庭和睦，延续至后世遂发展为“资治体”“助名教”的教化功能。到了唐宋时期，小说观念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广见闻”这一内涵的融入尤其值得关注，它对笔记小说中“博物”性的展现作用明显。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通》中将“偏记小说”分为十类，涵盖了大部分的笔记小说。在具体的论述中，刘知几指出《搜神记》《幽明录》等作品“求其怪物，有广异闻”，并要求作者“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史通·杂述》），批评《晋史》采摭小说之失，却也指出其“务多为美，聚博为功”的特点，并承认百家诸子“实广闻见”（《史通·採撰》）这在理论上肯定了小说“广见闻”的功能。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唐宋的书目，如《隋书·经籍志》所云：“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道听途说，靡不毕纪。”（《隋书》卷三十四）所谓“靡不毕纪”强调了小说内容的广博性；又如《新唐书·艺文志》和《崇文总目》的“小说家”类著录了大量具有博物性质的作品，且将原属于史部的志怪小说转移至“小说家”类，多少与“广见闻”这一小说新观念的融入有关。宋人晁载之指出《汉武内传》《西京杂记》等作品“并操觚凿空，恣情迂诞，而学者耽阅以广闻见，亦各其志”（《洞冥记跋》）表明“凿空”“迂诞”等内容已经成为笔记小说“广见闻”的重要表征。

其次，唐宋时期的笔记小说作者中有大量的“博物君子”，博闻强记成为小说家的基本素质之一。魏晋志怪小说的作者往往是学问广博之士，且大多好奇尚怪，正如明代的胡应麟所说：“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其中，西晋文人张华是先唐“博物君子”的代表，其《博物志》也是“博物体”小说的经典之作。唐宋时期文化繁盛，知识的积累已大大超越前代，从事笔记小说撰写的作者大部分是饱学之士，博闻强记且藏书丰富。唐代笔记小说作者中以博学著称的有段成式、郑常、戴孚、温庭筠、段公路、苏鹗等。其中段成式自谓“君子耻一物而不知”（《酉阳杂俎》前集卷八），史称其“研精苦学，祕阁书籍，批阅皆遍”（《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七）这在《酉阳杂俎》一书中有充分展现。此外温庭筠和段公路也都以博闻著称，前者是段成式的儿女亲家，其撰写小说《干馔子》有与《酉阳杂俎》争胜之意，后者是段成式之侄，人称“其学尤长仄僻人所不能知者，薅乎群籍之中，仡仡然有余力”（陆希声《北户录序》）。宋代以博学知名的小说家数量更多，这有赖于浓厚的尚学风气，而藏书之风的兴盛有力推动了小说的编撰和出版。宋代私家藏书之风大盛：“宋初承五代抢攘之后，公家藏书零落，反有赖于私人之藏。加以雕版流行，得书较易，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士大夫以藏书相夸尚，实开后世学者聚书之风。”（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宋代文人广泛搜罗奇书秘籍，所藏书籍除了经史诸子文集之外，还遍及释道野史、小说杂记等，例如余靖“自少博学强记，至于历代史记、杂家、小说、阴阳、律历，外暨浮屠、老子之书，无所不通”（欧阳修《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王安石“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张淏“虽阴阳方伎、种植医卜之法，輶轩稗官、黄老浮图之书，可以娱闲暇而资见闻者，悉读而不厌”（《云谷杂记跋》）；王明清“《齐谐》志怪，繇古至今，无虑千帙，仆少年时唯所嗜读”（《投辖录序》）等，丰厚的藏书资料为笔记小说的撰写和编纂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宋代出现了不少大型类编、丛编性质的笔记小说集，如《太平广记》《谈助》《类说》《绀珠集》等，也与宋人拥有的丰厚藏书密不可分。

最后，唐宋笔记小说在内容上体现出鲜明的“博物”特色。唐前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如《山海经》《博物志》《神异经》等，其“博物”性主要体现在山川地理、神仙方术、历史传说等方面。到了唐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疆域的不断开拓、中外交流的日趋频繁，人们的认识能力、认识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和扩大。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唐宋时期的知识数量和类型已经大大超过唐前。在这一背景下，唐宋笔记小说的“博物”性也大大超过了唐前作品。一方面，就总体来看，唐宋官私书目“小说（家）”类著录的作品中具有“博物”性质的作品数量超过唐前，且涵盖的知识门类也大幅度拓展，可按照作品性质分为“博物志系列”“地理、异物系列”“名物训诂、考订系列”“谱录系列”等，一些无法归入的作品如《杜阳杂编》《刘宾客嘉话录》《戎幕闲谈》《因话录》《开元天宝遗事》《北梦琐言》《云麓漫钞》《挥麈录》《投辖录》《吴船录》等，也杂录地理动植、远国异民、奇风异俗、名物制度等内容，具有明显的博物倾向；另一方面，就单个作品来看，以《酉阳杂俎》为代表的唐宋笔记小说在内容的广博程度上也超过了前代的作品。《酉阳杂俎》卷帙浩繁，广征博引，清人李慈铭称其“采取甚博，遗闻佚事，往往而存，实小说之渊薮”（《越缦堂读书记》）《四库全书总目》推其为“小说之翘楚”。鲁迅指出此书“源或出于张华《博物志》”（《中国小说史略》），而其内容之广博实远超《博物志》，据统计此书涉及的知识门类有佛、道、术数、天文、地理、生物、医药、文学、法律、历史、语言、绘画、书法、音乐、建筑、魔术、杂技、烹饪、民俗等，可谓一小型百科全书。除了传统博物体小说具备的山川动植等内容，《杂俎》还广泛记载了文身、饮食、医药、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大量志怪小说，不少内容都是前代作品中未尝涉及过的。相较于《博物志》，《杂俎》突出的一点还体现在容纳了不少佛、道宗教内容，体现了作者博通三教的知识结构。除了《酉阳杂俎》，宋代不少笔记小说都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的知识，如北宋陶谷所编的《清异录》采摭群书，分类编纂成三十七门（类），其类目编排呈现出严密的结构布局：首先是天、地、君、臣、民，其次是佛、道，其次是草、木、果、疏、药、禽、兽、虫、鱼，其次是有关人之衣食住行各类杂目，如居室、衣服、陈设、器具、酒浆、馔馐等，最后是鬼、神、妖，显示出一位儒家文人具备的知识谱系。总之，到了唐宋时期，博物之“物”既包括物质世界的各个领域，也包括精神现象（如梦）、超自然现象（如鬼神、精怪）、哲学伦理概念（如忠孝）等，几乎无所不包。这种“杂糅性”与“广博性”贯穿了唐宋笔记小说发展的始终。

（作者：周瑾锋，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