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强 | 陪都建康与南宋临安“行在”的成立

淮西兵变与高宗回銮定都临安

就驻跸地而言，绍兴七年六月左朝奉大夫蒲贽还曾乞请高宗驻跸江陵，高宗言道“荆南形胜，自古吴蜀必争之地。宜谕王庶益浚治城堑，招徕流移，练兵积粟，为悠久之计” ，高宗根本就没接话茬。不仅乞高宗驻跸江陵不可能，而且驻跸地建康府相较于临安的弊端，也即财赋收入不足的问题也早就显露出来了，五月的时候直龙图阁、知建康府张澄就言“临安、建康均为驻跸之地，而财赋所入，多寡殊绝。本府所得仅支半年，不惟军储窘乏，兼虑阙于供亿”。 而八月戊戌（初八）爆发的“郦琼兵变”（又称“淮西兵变”）则成为高宗从建康移跸临安，最终定都临安的导火索。郦琼（1104年-1153年），字国宝，宋相州临漳（今河北临漳西南）人，先从宗泽抗金，宗泽死后归刘光世部，官至中侍大夫、武泰军承宣使，行营左护军副都统制。绍兴七年二月刘光世被张浚削了兵权。四月张浚往太平州视师，以刘光世爱将，行营左护军前军统制王德为淮西军都统制，然后又命其都督府参议吕祉总领之。王德为淮西军都统制，原行营左护军副都统制郦琼等不服。六月，吕祉往淮西抚慰诸军，而郦琼等列状诉王德，吕祉以王德为是，不理会。郦琼又诉至御史台，而王德也言郦琼之过。于是高宗下诏王德还建康，以淮西军隶都督府，复命吕祉往庐州节都之。吕祉到庐州后，郦琼又一次在其面前诉王德，吕祉密奏高宗欲罢郦琼，事泄，于是郦琼等不安，遂于八月戊戌（初八）先杀中军统制官张景、刘永衡，又执杀吕祉等，率全军四万人渡淮降伪齐。八月壬寅（12日）张浚引咎，九月甲戌（15日）张浚正式罢相，丙子（18日）张浚政敌赵鼎再相，这使得南宋朝廷的政策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郦琼兵变，张浚引咎去位，为“谋改图”，于是“进临建康为失”，将回跸临安之论又纷纷而起。对此也曾力主高宗移跸建康府的权礼部侍郎陈公辅就于八月癸丑（23日）上书请“当镇静”，息纷纷之论，以“使敌无所窥”。 然朝论终是不可能放过张浚的，九月乙丑（初六）御史中丞周秘就列二十大罪状上书弹劾张浚，其中第十五条就专门提及了张浚“谋不素定”，仓促移跸建康府之事，曰“建康兵火之后，全乏第舍，而浚建议移跸，谋不素定，使仓卒迁徙之家，暴露失所” 。赵鼎入见，高宗首论淮西事，赵鼎进言曰“虑不在淮西”，真正可怕的事诸将“自此骄纵益难号”。 丁丑（19日）也即赵鼎任相后的第二天，高宗就主动问起了回跸临安，“去留如何”之事，赵鼎答曰“来已失之，遽去不可复尔”，当即就议定回跸临安之计，但“今国威少挫，维勉强自振”，主张稍缓方可回临安。

九月辛巳（22日）高宗又召刘光世赴建康府，这时陈公辅又冒死进谏，曰“今则陛下赫然改图，所罢帅果已复召”，而张浚“又以无谋赐罢”，“惟未回跸临安尔”，说到回跸临安，陈公辅言道“至于回跸，则臣愚深以为不可”，并以高宗曾经“建康若不可居，临安又岂能保”语劝谏，说“但恐群臣主进者少，主退者多”，希望高宗“勿因小害，而沮则中兴之功”。 然刘豫威胁淮南，淮西宣抚使张俊又引兵还建康，于是欲退还临安之论不息，起居舍人勾涛又进言“今江淮列戍，犹十余万，若委任得人，尚可用。方此危疑，讵宜轻退示弱，以生敌心”，高宗也清楚遽退临安的危害，于是便命刘琦以所部兵守合肥。 然而赵鼎等所主的回跸临安之策，终究是纸包不住火，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于是闰十月李纲又进言劝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气”，“今日之事，岂可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屈？果出此谋，恐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摇，莫有固志，士气销缩，莫有斗心。我退彼进，使敌马南渡”，“今幸疆场未有警急之报，兵将初无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惩往事、修军政、审号令、明赏刑，益务固守，而遽为此扰扰，弃前功、蹈后患，以自趋于祸败，岂不重可惜哉”！ 壬午（24日）高宗下诏临安的太庙“且令留存”不必改为圣祖殿， 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官宣了回跸临安的事。戊子（30日）赵鼎与高宗谈起回跸临安之事，赵鼎提醒高宗要考虑来年春天“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意恢复”的舆论，而高宗却说“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之地，而坏事多矣。此等议论，不足恤也” ，高宗如此斩钉截铁，可见高宗回跸临安决心之坚定。高宗等虽已议定回跸临安事，然十二月壬午（25日）吏部员外郎蒲贽仍进言“建都”一定要居“险要之地”，企图说服高宗建都建康府，这当然是于事无补的。次日高宗就命“有司奉九庙神主还浙西” 。绍兴八年（1138）正月戊戌（11日）高宗正式下诏“复幸浙西，以二月七日起发” 。二月壬戌（初六）六宫先发，二月癸亥（初七）高宗如期从建康府出发去了临安，南宋最终定都临安事也就终于落下帷幕了。

如上所论，高宗驻跸及建都之事，一直与金朝的战和关系息息相关。在绍兴七年八月郦琼兵变后，高宗等大为紧张，准备为退避临安之计。但当高宗等准备回跸临安时，南宋与金及伪齐的关系却也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也即金废伪齐，宋金议和。话说郦琼投降伪齐刘豫后，刘豫大喜过望，一扫绍兴六年战败的颓势，又一次乞师于金熙宗，曰“郦琼过江自效，请用为乡导，并力南下”，金熙宗担心刘豫兵多，不好控制，于是就“阳许之”，又遣使者至汴梁，以防郦琼诈降为名，散其众。 金人之所以对刘豫如此态度，其实还是和绍兴六年刘豫南侵战败有关。绍兴六年刘豫战败后，金人就遣使问罪，“始有废豫之意” ，刘豫为保皇位计就以废刘猊为庶人谢罪，同时复攻陷随州，围泗州，并向金人不断乞师。金左副元帅完颜昌谓之曰“吾非不欲出兵也。顾以用兵以来，无往不捷，而自立齐国之后，动辄不利。恐蹈覆辙，挫威武耳”。刘豫犹力请，完颜昌于是令伪齐兵权听元帅节制，分戍于陈、蔡、汝、亳、许、颍之间。 绍兴七年十一月金熙宗令完颜昌与完颜宗弼以侵江南为名率兵南下，十七日完颜宗弼设计先于武城县（今山东武城县西）擒刘豫子刘麟。次日完颜宗弼与完颜昌合兵一处，直逼汴梁，顺利擒住刘豫，废为蜀王。

就在高宗正式下诏官宣“复幸浙西”的前八天，高宗从泗州官员那里得到消息说绍兴七年四月派去出使金朝的王伦、高公绘返回了，高宗得知王伦返回的消息后，非常兴奋与期待，曰“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到王伦正式入见高宗，果然带回了金人“许还梓宫及皇太后，又许还河南诸州”的消息，高宗于是大喜，厚加赏赐了王伦等。 四天后，高宗又命王伦充大金国奉迎梓宫使，高公绘为副使，出使金朝。 从时间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宋金议和时间基本与高宗官宣决定回跸杭州是同期进行的，因此高宗再也没有必要驻跸建康府声援收复中原了，也再不必为回跸临安后金人打过长江而担心了，绍兴八年二月回跸临安后，南宋的首都也就最终尘埃落定了。高宗这次回跸临安，其实就是定都临安，在高宗下诏官宣“复幸浙西”的前夕，高宗君臣已经不再遮掩，径直把建都之事摆在了台面上，时“群臣上殿多论建都事”，“蒲贽谓当择险要之地，勾龙如渊谓在修德而不在险”，高宗“以二人之论校之，如渊为胜矣”， 高宗最终选择了勾龙如渊的修德不在险之论而决意定都临安。

以上主要是从高宗与群臣的互动中谈论定都事，其实在高宗内心对定都临安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对驻跸建康府之事的定位亦是非常清楚的，也即因亲征才去驻跸的，事毕回銮临安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对此，高宗绍兴八年（1138）三月丁亥（初二）回到临安时发布的诏书中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曰：“朕荷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申固边圉，将率六军，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安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 因此，若将定都临安事置于长时段，视为一个过程的话，那么这个起点，无疑应从绍兴二年正月高宗从绍兴府回到临安时算起。

临安“行在所”的意义：从现实政治到观念史

虽然事实上已经定都临安，但公开的说法临安仍是“行在所”。因此，绍兴八年后，仍不断有建议定都建康者，如绍兴九年(1139)五月张行成所献《刍荛书》“议都”篇中还提出“今地之可都者，莫如金陵。” 不过绍兴十有一年（1141）十二月宋金达成和议后，高宗还曾亲口对秦桧说“和议已成，军备尤不可弛，宜于沿江筑堡、驻兵，令军中自为营田，则敛不及民，而军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为定都之计，先宗庙，次太学而后宫室” ，引文“仍修建康为定都之计”，结合高宗前后的行为看，当然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此后的二十年高宗再也没去过建康，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底金海陵王败盟南下。绍兴三十二年正月高宗再临建康督师，此时殿中侍御史吴芾又奏请高宗“大驾宜留建康，以系中原之望” ，高宗决定回跸临安后，给事中金安节等仍建言“宜颁诏旨，明谕以建康、临安，犹唐之东、西都。今虽暂还临安，自此当往来巡幸，不常厥居。” 至于都建康还是都临安，朱熹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曰“建康形势雄壮，然淮破则止隔一水，欲进取则都建康，欲自守则都临安” 。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陆游还曾质疑临安的都城地位，曰“车驾驻跸临安，出于权宜，本非定都”，但其质疑的背后并非本之于东京开封，而是主张定都建康，曰“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建康“天造地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 正因为临安称“行在所”的缘故，文献中亦多以“行都”称临安府，如孝宗乾道六年（1170）吕孟宗在《临安都茶场提辖官题名记》中还曾以“行都”来称临安府，曰：“乾道六祀，始胪分有定数，岁总为钱二百四十万万，行都受藏之所为数八十万万，于建康者一百二十万万，于镇江者四十万万。外府之藏，皆自行都分置。” 孝宗淳熙时期（1174-1189）郑兴裔《请止高丽入贡状》中亦称临安为“行都”，曰：“且国家行都在临安，与东都事体大异。昔高丽使人之来，率由登、莱。登、莱距梁汴山河之限甚远也。今日三韩直趋四明，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江尔，虽自四明至高丽海道渺瀰，中隔洲岛，然南北行各遇顺风，则历险如夷。” 众所周知，“行都”通常又是“陪都”的同义词，就南宋而言，建康府亦有被称为“行都”者，如史浩《贺张丞相判建康启》中即有曰：“伏审敷纶显册，留钥行都。六代江山，风烟改观；九重宫阙，金碧生辉。草木知名，衣冠相贺。”

因此，从更加现实的意义上，至少在很多有进取心的臣僚的内心来看，定都建康那是理所当然的，与对临安情有独钟的宋高宗间的冲突亦是非常明显。高宗为政权的合法性计，当然不能完全无视这种强烈的呼吁，是故，临安称“行在所”，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建康府来讲的，是为了平息定都建康的声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建炎南渡以后，虽然一直北望恢复中原，但几乎再没人提及汴京开封，而恰恰是建康府，成为了众人北望中原的代名词与符号，一种进取之姿态，也即都城的首选之地。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高宗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南宋，然后高宗君臣又南渡长江，因此，从观念上讲，北宋、南宋从来都是一个“大宋”，所谓的北宋灭亡，在时人看来只是王朝“中衰”而已，高宗君臣所要致力于做的无非“中兴”大宋。也即，从法理上讲，东京开封仍是大宋的首都，是必须要致力恢复的。因此，临安称“行在”而非京都，那自然有东京开封的考量，在南宋君臣的观念里，开封依然是东京，是京师，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宋高宗就有言，“朕在京师时，惟开封府颇类外方官司，如大理寺、御史台法令严密，官吏谨畏，无敢干以私者” 。宋理宗时杭州人耐得翁亦指出大宋的都城仍是汴梁，而杭州仍是“驻跸”之地，曰“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骅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 。南渡杭州者仍称京师人，如《咸淳临安志》记载“京师人鲁畤，绍兴十一年在临安，送所亲于北闸下，忘携钱行，解衣质于库” ，所言京师无疑就是北宋时期的东京开封。

从前文所论，府属官司官吏称号及属县地位的变化是唐以来都城地位的重要标识。临安府称“行在”，终南宋一朝临安府府属官司官吏与东京开封不同，仍保留了州郡的规格，临安府最高长官称知府，而非府尹；至于府院，开封府为司录参军，而临安府仍沿用杭州州格称录事参军，至于开封府功、仓、户、兵、法、士的六曹参军，而临安府仅如州府只置司户参军、司法参军等。但是临安府属县的地位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然，因为临安府称“行在”的缘故，临安府属县地位的提升相信与“定都”临安府一样，应该也没有一份升临安府属县地位的诏书，这样划一的叙述似有可能是后来的历史书写。关于临安府属县的地位，《宋史·地理志》曰“绍兴中”仁和县、钱塘并升赤县，余杭、临安、富阳、新城、盐官、昌化等县并升畿县。 “绍兴中”，不可确知为何年，《宋史》这样划一的叙述似有可能受到了南宋人历史书写的影响。从宋代的其它文献中，也可以看到临安府的属县尤其是附郭县钱塘、仁和二县地位确有一个因具体事务而“比开封、祥符”，“视赤县”而逐渐提升的过程，如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因“事体寖重，他郡邑莫敢望”，而下旨“钱塘、仁和比开封、祥符两赤县，中书择才授任，秩满许以升擢，于是选任又重” 。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仁和县令陈巩建无倦堂，倪思为《无倦堂记》，其中有言“自辇毂驻东南，仁和遂视赤县，事之繁剧，不待问而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宋人便直接以赤县称钱塘、仁和二县，如宁宗嘉泰三年（1203）华庚作《钱塘尉司记》便径直称“盖自驻跸为行都，钱塘为赤县，尉职始冗，百府百需悉倚办焉” ，从行文表述看，好像高宗驻跸临安为行都与钱塘县为赤县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定都与升赤县时间上好似存在一致性。绍定四年（1231）宋理宗在《条约遇暑虑囚事诏》中言道“今后行在遇暑虑囚，命所差官将临安府三狱见禁公事除情重例不原外，余随轻重尽行减降决遣，大理寺、三衙、两赤县一体裁决” ，这反映了最高统治者在官方文书中对临安府钱塘、仁和二县“赤县”地位的确认。

临安府属县地位的提升，无疑是临安府首都地位在人们观念中确立的重要标志。与临安府属县地位的提升的过程一样，人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在观念上逐渐放弃东京开封府，逐渐认可了临安府。就放弃东京开封府而论，其实宋高宗早在建炎元年（1127）七月所下的手诏中即称东京开封为旧京、旧都，曰“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怀旧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驾还京，谒欵宗庙，以慰士大夫军民之心。” 新都未定，就已称开封为“旧京”了。建炎南渡，绍兴八年回銮“定都”临安，高宗称东京为旧京、旧都自是可以想见的了，即使绍兴九年（1139）宋金达成和议，宋收复东京之时，高宗派员接收东京之时，敕书亦云“朕慨念旧都，中更戎垒，封圻千里，田野萧然。比命迩臣，往司管钥” 。

虽然，南宋中后期亦多称临安为京都、京师，但是如上文所述，整个南宋时期观念上仍然未曾放弃东京开封。这一观念重要的基点无疑是因东京开封之故而称临安为“行在所”观念的建构。然而，南宋时期的这种观念的建构，无疑是建立在忘却的基础上的，忘却了南渡君臣们据建康以北望恢复中原的现实与期望，忘却了南宋初期在“现实政治”基础上的建康与临安的首都之争。南宋中后期，临安的“行在所”称呼，却成为了回望东京梦华的姿态，成为了一种彻底的观念史。

何强，1988年生，甘肃临洮人。现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宋史、医疗社会史、西北区域史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项，主持及参与省部级项目2项，主持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1项，参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甘肃卷》等的编撰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中国经济史研究》《古代文明》《暨南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历史教学》《宋史研究资讯》《国际儒学（中英文）》《中国科技史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近20篇，其中3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全文转载，1篇被《历史与社会（文摘）》摘录。

摘自何强《宋朝陪都及其经济研究》第五章《宋室南渡与陪都建康》。感谢作者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