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上将在负责该部门时被错误批判，本有更大作为，却没发挥出来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政策。

由于美国等西方列强对新生的共产主义政权采取了敌对、封锁的态度，所以在军队建设方面，我们大部分都是以苏联为参照来发展的。一开始解放军陆续成立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

后来随着军队的正式化、现代化不断加强，“四大部”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精力被严重分散，因此1954年11月后，我国参考苏联的模式，又陆续新增总军械部、总财务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形成“八总部”体制。

只是这种体制没有持续很久，在与苏联交恶后，我国意识到必须要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因此有几个部门陆续被撤并，其中训练总监部的撤销影响是最大的，有两位上将在负责该部门时都遭到了错误批判，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八总部”体制推行时，训练总监部排序位居第二，在总政治部之前，仅次于总参谋部。最初领导班子的阵容也非常豪华，部长由刘伯承担任、叶剑英代理，六位副部长分别为萧克、张宗逊、李达、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

萧克在部门内需要主管部队的训练，还要协助叶帅处理一些日常工作，对很多事务都相当熟悉，因此1957年叶帅调任为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后，萧克就继任为训练总监部部长。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萧克遭到了极大的冲击。毛主席后来说过：中苏闹翻实际是在1958年，他们想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也是在这年，军队里掀起了反“教条主义”。当时我们很多军事教材、训练方式都直接借鉴了苏联，所以南京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是受批判最严重的，前者被称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后者则是所谓的“司令部”。

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政治敏感度很高，一听到风声就主动辞职，然后抱病到北京做检讨。

当天因为身体不适，刘帅是在护士的搀扶下才颤颤巍巍走上主席台，他的地位很高，这副模样别人也就不好再批，所以反“教条主义”工作小组就把重点放在了训练总监部。

此时训练总监部很快分成了两种看法，一种是以张宗逊为代表，认为要完全把苏联抛开，他说“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彭总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

另一种就是以萧克为代表，认为苏联有好的地方可以借鉴，不应全盘否定。两种思想完全相反，部门内萧克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在训练总监部四级会议上，张宗逊被重点批评。

彭总已经派了工作组过去，张宗逊这个昔日的一野副司令员还说过“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萧克却照批不误，在彭老总看来，萧克就是对自己不满。

后来彭老总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只谈正规化、现代化的建军口号是不全面的，没有联系革命、突出政治”，结合时代背景来看，就是要抛开一切紧靠苏联的思想。

然而萧克没有领悟到这层意思，他随即写了封秋千字的信给彭老总，大意是苏联各方面都比我们先进，我们学习他们是没错的，这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很有益。

信的末尾还来了这样一句：正规化、现代化的建军思路，是中央多次开会确定下来的方针，包括军委和国防部相关领导同志都确认过，并非脱离政治脱离革命的表现。

隐隐有指责彭老总没事找事的意思，再联想到先前张宗逊被批，彭老总就对训练总监部的很多领导干部展开了批判。

萧克也是个直性子，在会议上坚决不低头，对所谓的“教条主义”进行了解释。只不过这种解释在彭老总看来就是狡辩，认为他“态度不老实”。

萧克被反复批了四个月，期间还气急攻心吐血，但他一直没承认自己有问题。直到最后一次批判会上，萧克为了还能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就对那些指控表态“基本同意”。

会议主持人听后反问了一句：那就是不完全同意咯？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讲清楚的，不如再开个会说说。

幸好此次参会的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没有说“不深刻”之类的话，就一直沉默来表达着态度，大家也不忍心再批下去，萧克得以过关。

萧克靠边站后，郭天民就担任了训练总监部临时党委第一书记，负责主持部门事务。尴尬的是，他的很多看法与萧克是一致的，上面要他参与批判，他说什么也不肯。

想想也是，郭天民属于性格火爆、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当年在晋察冀都敢在开会时跟上级聂帅发脾气，又怎么会迫于压力去整人？

只是这种做法让郭天民也不好过，萧克等人被批完后，郭天民也挨了批，被扣的帽子跟萧克还是一样的。

后来萧克和郭天民都离开了部队，训练总监部也于1958年12月被撤销，所属各部基本上被编入了总参谋部，昔日的第二大部，这个结局也是令人唏嘘。

萧克后来的命运相对来说好一点，被降为农垦部副部长，特殊年代也受到冲击下放到江西，不过1972年就重返军队系统了。而郭天民1970年病逝于北京，没能等到再回军旅的那一天，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