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贯穿人生的HARD模式

2023年末，我在巴尔的摩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的休息间隙，向一位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同事展示了一张《纽约时报》制作的图表。该图基于详尽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美国人在“记忆困难、注意力不集中或决策困难”等症状相关的报告显著增加——这些正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常见表现。就在几分钟前，这位同事展示了一条有着几乎相同走势的曲线的图片，不过它记录的是2020年以来美国成年人使用兴奋剂处方数量的急剧上升。到2023年，CDC的数据已证实，美国成年人的ADHD诊断比例创下历史新高，达到7.8%。与此同时，谷歌上“ADHD”关键词的搜索量激增，美版抖音（TikTok）上带有。无论如何，美国或许正在经历一场成人ADHD的流行病；至少，ADHD已在公众视野中迅速“走红”。然而，还有第三种可能——无论好坏，ADHD这一诊断类别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泛。

成年人会得ADHD吗？让我们探讨一下成人ADHD流行的可能性。若这一假设成立，前提是“成人发病型ADHD”必须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ADHD被归类为神经发育障碍。该手册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出版，旨在为医疗从业者提供精神障碍的规范诊断标准。所谓神经发育障碍（其中还包括智力障碍和自闭症谱系障碍），其特征是由于神经发育异常导致的大脑功能受损。ADHD的成因在很大程度上与遗传基因相关，同时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压力源和保护性支持等。按照DSM的定义，神经发育障碍的起病应在儿童期，但其病程通常贯穿一生。就ADHD而言，DSM要求至少部分症状——例如注意力问题、过度活跃、心理不安以及冲动性等自我调节困难——必须在12岁之前出现。

与DSM的描述一致，研究显示，对于大多数被诊断为ADHD的人而言，这是一种长期、贯穿一生的状态。探讨“真正的成人发病型ADHD”可能性的研究大多并未找到确凿证据。那么，过去五年来，美国成人ADHD诊断率上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个可能的因素是，DSM的诊断标准变得更加包容。2013年出版的第五版DSM（DSM-5）对ADHD的诊断标准做出了多项调整，正式放宽了诊断条件。然而，这些改变对之后的诊断率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目前仍不明确。DSM-5将发病年龄的上限从7岁延长至12岁，将成人ADHD诊断所需的症状数从6项降至5项，降低了对日常生活功能受损程度的要求，并允许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同时获得ADHD的诊断。总体来看，通过扩展诊断类别，这些变化可能在成年人和儿童中都提高了ADHD的诊断率。不过，鉴于这一修订发生在2013年，它似乎不太可能直接引发2020年代成人ADHD诊断的突然飙升。但可以预见，2013年的标准放宽或许为后来2020年代的快速增长埋下了伏笔。

虽然DSM-5将ADHD呈现为一种“非有即无”的障碍，但从科学角度看，ADHD实则并非泾渭分明的二元状态，而是分布在一个连续谱上的一系列症状。事实上，ADHD的诊断更像是对某一特质在连续分布中极端端点的刻画，这与高血压或肥胖的定义在逻辑上相似。

医疗从业者常会使用一份行为清单来评估个体的“ADHD特质”水平。这是一种综合性测量，涵盖了注意力维持、任务组织、日常事务记忆以及调节语言与动作活跃度等方面的能力。每个人在这一连续谱上都有自己的位置：ADHD特质水平较低的人，在清单所涵盖的大多数行为上表现良好；ADHD特质水平较高的人，则可能在许多方面遇到困难。如果一个人在清单上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我们称之为“优势”；而当其能力低于平均水平时，则会被视为“劣势”或“症状”。

在美国人群中，ADHD特质呈现钟形分布，医疗从业者需要决定在哪个位置划定“劣势”与“临床诊断”之间的界限。形式上，DSM-5为成年人规定了症状的诊断阈值——在注意力缺陷或多动/冲动性两类症状中，至少符合其中一类的5项（共9项）或以上。然而，ADHD相关症状在大众中其实相当常见且容易引起共鸣——平均每位美国成年人会经历2到3项这样的表现。那么，症状的严重程度达到何种水平才算“真正存在”？临床上的普遍经验是：当一个人因多个明显且长期存在的ADHD症状而难以应对日常生活时，ADHD诊断才是恰当的。然而，在基于这样的理念而实践的过程中，临床医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灰色地带”的困扰——当个体仅表现出轻度的ADHD劣势，却在日常功能上并无明显障碍时，该如何界定便成了一道难题。

对于像杰克（Jake，化名）这样的人来说，做出成人ADHD的诊断并不存在太大疑问。我第一次见到杰克是在他三年级时——那时的他精力过剩，难以安静坐下。假如杰克今天走进一家心理健康诊所寻求成人ADHD的评估，他可以清楚地讲述童年的故事：他是个热爱运动但长期遭受严重霸凌的孩子，由于专注和完成学业的能力严重受限，不得不在学校接受特殊帮助。他的父母一直全身心投入对他的培养与支持，也能印证这些经历——他们不仅反复督促为杰克注意个人卫生，还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为他提供学业支持，好让他勉强完成高中学业。成年后，杰克依然住在父母家中。他性格内向，似乎没有朋友，日常沉迷于电子游戏。虽然用了六年时间，但他最终取得了教育学学士学位，并希望成为一名教师。然而，由于求职动力不足且社交互动存在困难，他目前在当地动物园担任售票员。杰克没有汽车（之前两辆车都因事故报废，且买不起新车），每天早上都是由父亲顺路送他上班。

对于临床医生而言，杰克的ADHD所造成的功能损害十分显著。他长期处于高水平的ADHD症状，并因此经历了许多负面后果，这些后果直接导致其日常功能受损并持续受到干扰。与杰克类似，患有ADHD的成年人往往会面临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就业不稳定、教育水平偏低、与家人关系紧张、社交圈有限、交通和安全事故频发，以及家庭管理困难。他们还可能经历隐性的心理困扰，例如自尊受损、压力反应异常、焦虑与自我怀疑，以及与他人疏离的感受。

然而，医疗从业者越来越多地遇到另一类患者——他们带着“轻度ADHD”的困扰而来。丽贝卡（Rebecca，化名）第一次走进诊所寻求ADHD评估时，已经41岁了。在此之前，她从未想过自己可能患有ADHD，直到新冠疫情期间，Facebook的广告开始不断出现在她的动态里：一则广告写道——“努力工作却一直原地踏步？你可能有未被诊断的ADHD。”另一则则是——“优柔寡断？焦虑？2分钟测试告诉你是否患有ADHD。”有一天，出于好奇，她点开了其中一张图片。回顾自己过去二十多年的成年生活，她开始想，也许ADHD的诊断可以解释她曾经历的一些困境与失落。

丽贝卡的故事中，她最在意的是自己在亲密关系上的不顺利。她曾有一位交往四年的男友，对方性格随和、事业有成。他们一起住在男友自己的房子里，同居期间关系稳定。他比丽贝卡小八岁，和她一样都认为生育是一种束缚。然而，在这段关系之前，丽贝卡曾遭遇两次订婚告吹，以及一段长期伴侣多年出轨的经历。更糟糕的是，她的整个朋友圈都知道真相，却无人告诉她。丽贝卡将这些感情挫折视为自己的过错，却说不清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她的社交生活也并不缺少朋友，兴趣爱好广泛且颇有天赋，擅长冲浪与陶艺，其艺术作品甚至在当地画廊展出，并为她带来相当稳定的收入。然而，丽贝卡始终觉得自己“并不完整”。情感困扰并非她唯一的痛点。尽管她从一流的大学工业设计专业荣誉毕业，这些年的职业生涯却并不顺利，时常在为“创业还是受雇于人”等决定而犹豫不决。作为一名多才多艺的多领域从业者，她虽能轻松在多个不同领域获得工作机会，但其职业轨迹最终因频繁中断工作、赴海外长期旅居的倾向而受到制约。如今步入中年，她开始反思这些决定，让自己没有积蓄也没有资产，依然月光的生活。

对于临床医生而言，丽贝卡的情况比杰克要复杂得多。缺乏儿童期ADHD症状史的她，很可能使得一些医生可能会立刻排除ADHD的可能性。然而，丽贝卡报告了中等程度的人际关系与职业不稳定，以及源于人生决策的经济困境，并伴随长期的自责与自我怀疑。这些负面经历或许与她生活中一种持续的“坐立不安”模式（可视为精神性多动）有关。但在ADHD症状清单中，她仅符合注意力不足类的3项症状和多动/冲动性类的2项症状，并不足以满足正式的诊断标准。在这种情境下，临床医生很可能会陷入犹豫：要不要做出这个“边缘型”ADHD诊断？然而，通过与其男友进行审慎的访谈评估后，丽贝卡的医生获得了更多信心。男友描述了她的健忘、家务执行拖延、话多以及易分心等表现，这些都被他视为“她个性的一部分”。

最终，医生回归核心判断，即这些症状是否干扰了她的功能运作，并决定给出ADHD诊断。但换作另一位医生，可能会将丽贝卡的“轻度ADHD”视为亚临床状态（症状不足以诊断），理由是这些表现对日常生活影响有限，且缺乏确凿的儿童期病史。

像丽贝卡这样处在ADHD特质钟形曲线“灰色地带”的成年人并不少见。

在完全否定丽贝卡的ADHD之前，我们不妨考虑一个支持治疗“轻度”或所谓“亚临床”ADHD成年人的合理论点。首先，不少人会在生命的其他阶段发展为完全符合诊断标准的ADHD——此时对丽贝卡进行干预（例如基于循证的认知行为疗法，或低剂量药物）可被视为一种预防措施。

研究显示，亚临床ADHD并不总是伴随ADHD的核心认知差异（如执行功能障碍），也较少与家族病史相关。这类人群往往没有明显的功能损害或合并症，更有可能从自身的ADHD特质中获得积极收益（如创造力），而这些收益在中度至重度ADHD患者中不常见。然而，与普通人群相比，他们的ADHD症状仍会让其面临更高的继发性风险，例如物质使用障碍。同时，他们对治疗的反应与完全符合ADHD诊断的人群相似。因此，如果丽贝卡的医生认为治疗对她有益，也可能会给出诊断，从而使她获得正式的医疗支持。

促使像丽贝卡这样症状未达阈值或轻度ADHD患者走进诊室的因素之一，是近年兴起的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运动。在获得ADHD诊断后，丽贝卡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人生被看清，在治疗中获得了显著的心理慰藉。这种转折性的体验，在许多晚确诊的“轻度ADHD”成年人身上都有出现，并逐渐动摇了ADHD既有的硬性诊断标准。支持者认为，像丽贝卡这样虽未完全符合ADHD传统的功能损害与儿童期发病标准，但其诊断结果与自我认同及生活经历高度契合的人，不应被剥夺持有这一诊断的机会。这种立场正是神经多样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该运动的理念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在ADHD社群中迅速传播。神经多样性框架主张更包容的成人ADHD定义，将其视为一种本质上具有致残潜质的神经类型，无论外在功能损害程度如何。

遵循这一理念的临床医生，在做出诊断结论时，可能会特别考虑掩饰（masking）与补偿（compensating）的概念——前者指个体为顺应社会规范而主动掩盖ADHD症状，后者指通过策略性方法减轻症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以精准识别出这些掩饰或补偿因素，医生可能会弱化甚至绕过对“客观功能损害”或“儿童期症状”的严格要求。神经多样性运动还提出质疑：长期抑制ADHD特质所带来的精神消耗，能否替代功能损害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许多常见精神障碍都采用“痛苦和/或损害”作为临床严重度的判断标准，而ADHD仅设定了“损害”一项。

丽贝卡的医生或许会将她的智力与广受认可的才华视为掩盖其儿童期症状的优势，并使她在成年后能够有效补偿ADHD带来的影响。若她在学业上不够出色，或缺乏吸引人的个性魅力，ADHD特质可能早已在童年显现；若她不具备多项可变现的技能，或没有提供免费住房的伴侣，她那突出的“精神性坐立不安”可能早已威胁到其经济生存。同样，即便是杰克，也在父母的支持下部分抵消了ADHD的影响——试想如果父母没有推动他完成学业、提供稳定的居所和可靠的交通，他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然而，如果一个人是其各方面特质的综合体，那么从整体角度看ADHD同样是合理的——或许丽贝卡的“净功能损害水平”并不显著，而这一点也可以构成不予诊断的辩护理由。

这一趋势的背后，部分与疫情相关的因素可能推动了ADHD诊断边界的拉锯战。随着美国人活跃在线上的时间增加，越来越多人开始在互联网上分享自己与ADHD相关的多元生活经历。社交媒体上关于ADHD的轶事呈爆炸式增长，这些内容未必都符合经过科学验证的知识体系，但无疑拓宽了公众对ADHD外在表现形式的想象空间。由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新颖”信息比“权威”信息更能吸引点击，一份由网民共同整理的“ADHD隐藏症状/被忽视症状”清单迅速扩散。清单越长，越多人觉得ADHD诊断与自身经历产生共鸣。

话题的兴起还创造了商业机会。许多以个人经验为卖点的ADHD帖文直接附带可购买的产品或服务链接，例如膳食补充剂、教练辅导等。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美国放宽兴奋剂类药物（ADHD主流治疗药物）处方限制的背景下，一些大型数字初创企业抓住机会，借助规模化商业模式提供快速、便捷的线上诊断，并向潜在消费者（包括吸引到丽贝卡的那条广告）投放了海量数字广告。这些广告不仅为平台自身带来了客户，也可能提高了公众自我转诊以寻求ADHD诊断的比例——无论是通过数字平台，还是其他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些专注于ADHD处方业务的公司（如 Cerebral 与 Done）后来因涉嫌掠夺性商业行为而遭到联邦调查，最终终止了相关业务。至此，互联网已经形成了扩大ADHD受益人群定义的利益驱动机制。

与此同时，ADHD社群内部兴起的女性运动，也可能在增加女性自我转诊诊断的比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及其他来源数据显示，大多数首次寻求ADHD诊断和治疗的成年人，是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的女性。2020年代，越来越多女性通过网络分享生活经验，从而首次在ADHD诊断中看见自己，这种集体认同感在女性群体中快速蔓延。

这一女性诊断比例的激增是情有可原的。研究早已指出，历史上女孩的ADHD诊断率显著低于男孩。由于ADHD研究在历史上对女性样本的忽视，我们至今仍不清楚这种趋势究竟反映了结构性的不平等，是女孩/女性ADHD的发病时间确实更晚（或许与激素因素相关），抑或是由于生物学女性在ADHD遗传风险表达上具有一定保护作用，使得她们在ADHD特质分布极端端点的比例更低。

在草根倡导的推动下，ADHD 女性运动正在围绕这样一种观点展开行动：由于现行诊断标准长期偏向男性和男孩，导致大量女性在童年时期被漏诊。该运动的一个重点诉求，是推动修订《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的相关条款，使其更好地涵盖女性ADHD的临床表现。女性运动在ADHD诊断上的影响十分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群体正在拓展公众对ADHD可能表现形式的认知。这些以女性为中心的ADHD新画像，以及对结构性不平等的呼声，已经引起了一批持同情态度的临床医生的关注。然而，如何在女孩和女性中有效识别ADHD，目前研究尚未给出成熟的操作指南。

不过，ADHD近期的增长趋势可能并非完全源自社会对其定义和认知方式的变化。最新研究表明，ADHD症状会在时间轴上呈现波动。因此，自疫情以来，可能有更多美国人正经历着具有临床意义的ADHD相关困扰。近年来的前沿研究表明，ADHD症状在个体生命周期内可能呈现高度不稳定性。许多（甚至可能是大多数）ADHD患者在特定年份符合该障碍的正式诊断标准，但在其他年份则未必达标。已有研究证实，环境需求的波动可能驱动个体ADHD症状的起伏变化。更重要的是，即便未患ADHD的人群，其相关症状也可能出现周期性波动。

这一观点与ADHD的基因和环境的交互模型相契合。换言之，一个人的ADHD遗传风险是否在现实中表现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如果社会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加剧了ADHD症状，那些本已处于诊断边缘的人，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感受到症状显著加重，并倾向于寻求多种形式的支持，包括药物、心理治疗、教练辅导，甚至膳食补充剂等。

这一推测与一项大型综述研究的结果一致：全球范围内，ADHD症状在疫情期间普遍上升。这与我在巴尔的摩和美国疾控中心同事分析的人口普查数据相吻合。若疫情加剧了ADHD症状，并且，那么处于症状临界状态的人群开始怀疑自身是否患病便不足为奇。但官方诊断率激增的实际驱动因素何在？关键原因之一或是远程诊疗服务的普及——尤其在线心理健康企业提供的便捷服务。据美国疾控中心 2024年报告显示，约五分之一的ADHD成年患者通过在线渠道获得诊断，且近半数患者在过去几年中曾使用远程诊疗服务。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该怎么做？当亚临床个体的ADHD症状在特殊时期突入临床区间时，从业者是否应给予诊断？这样做或许并不算是“过度诊断”，因为此人很可能完全符合ADHD的全部诊断标准（DSM-5要求的是自童年起存在若干症状，而非完整综合征）。随着研究深入，未来学界很可能会更广泛地承认ADHD在生命周期中的波动性特质及其触发因素。当症状波动科学转化为临床实践，这一诊断范畴势必会更为宽泛。对于存在间歇性发作特征的ADHD患者，临床医生拒绝诊断的倾向或将减弱。

随着越来越多成年人在那份不断扩展、由大众共同整理的“高度共鸣”ADHD症状清单中看见自己的影子，他们可能开始自我诊断，或怀疑自己存在ADHD。部分人甚至可能离开网络，将这一可能性提给自己长期就诊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如今，当患者以“高度专注”“情绪反应强烈”“拒绝敏感性障碍”等这些流行且由大众传播、却不在DSM列明的症状来描述自己的ADHD时，医疗人员面临的诊断困境愈发棘手。

目前尚不清楚，“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框架在临床医生中的接受程度，是否能与其在社交媒体上的普及程度相提并论。然而，临床群体内部确实存在着传统与替代性ADHD诊断思路之间日益增长的张力。认为临床医生必须穿越重重假设，才能找出一位功能基本正常个体的“真正ADHD神经类型”，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个艰巨任务。尽管个体ADHD特质水平与其该障碍的遗传负荷高度相关，但目前尚无ADHD的明确生物特征。有些具有较高ADHD遗传风险的人并未表现出该障碍；反之，也有确诊的ADHD患者并不具备显著的遗传负荷。ADHD特质的形成，受生物、心理与环境等多重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

相当棘手问题的是，ADHD最适合被理解为一系列认知子特质（如工作记忆、对奖励的反应、抑制行为的能力等）的组合，由这些子特质共同构成整体的ADHD行为特质。在总体ADHD行为量表上得分较高的人，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认知子特质组合。因此，通往ADHD的神经生物学路径显然不止一种，而这些路径的“音量”会因多种稳定或暂时的因素而被调高或调低。由于ADHD在神经认知上高度多样化，目前没有任何客观的认知测试能够可靠确认诊断。临床医生只能依靠记录一种稳定且造成功能受损的、符合ADHD特征的可观察行为模式，并需由多方证实。

当下，既有高声疾呼支持“神经多样性”视角的，也有坚决反对的；还有一些思想开放的临床医生，认为这一框架很有道理，但依旧谨慎，不愿放弃严格的功能受损和儿童期起病标准。他们担心ADHD的界限会因此变得过于主观，削弱诊断的公信力；他们高度维护这一对符合严格标准的患者来说具有重大影响的诊断。

ADHD长期受到公众及更广泛医学界怀疑者的污名化。出于多种原因，类似的审视并未同样落在自闭症谱系障碍、学习障碍，或高血压、糖尿病等基于谱系的医学诊断上。由于ADHD特质呈连续分布，且可出现在普通人群中，“功能受损”和“儿童期起病”这两个标准一直是重要的平衡机制；一旦将其移除，诊断界限必然会变得更加模糊。

ADHD本就容易被误诊，因此在ADHD群体之外，给它贴上“过度诊断”的标签一直颇具诱惑力。在成人ADHD的标准诊断流程中，临床医生必须经过复杂的鉴别诊断过程，以排除所谓的“ADHD拟态”。毕竟，在DSM-5所列的所有障碍中，“注意力难以集中”是第二常见的症状。许多与ADHD无关的因素也会改变与ADHD相关的大脑结构的神经化学环境，从而造成ADHD拟态（例如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与ADHD无关药物的副作用、对压力或睡眠不佳的正常反应，以及甲状腺功能减退、更年期前后等内分泌疾病或过渡期）。在一次规范的成人ADHD诊断评估中，鉴别诊断往往是最耗时的部分，有时需要多次、长时间的会诊才能有把握地完成。然而，现代医疗体系并不总能容纳这种尽职调查的程度，这也为误诊留下了漏洞。

但在ADHD被误诊的诸多案例之外，也同样存在大量漏诊的情况。许多在成年后才被识别出的ADHD患者，最初是因焦虑、物质使用障碍或抑郁等伴随诊断而进入精神健康体系的。往往，未被发现的ADHD才是这些“次要症状”的根源，却因临床识别不足遭忽视。因此，每例成人ADHD过度诊断背后，很可能对应着同等比例的漏诊。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精神健康问题，并引发了大量人群寻求ADHD及其他方面的帮助（例如，美国因ADHD治疗需求增长而出现的兴奋剂药物Adderall短缺）。这种前所未有的需求促使医疗队伍扩容，大量新晋从业者开始承担成人ADHD初诊工作。除前文提及的即时诊断数字平台外，众多基层全科医生与执业护士也投身于此。这些首次学习成人ADHD诊断的新医生承认，他们的部分信息参考了大众传播信息。尽管相比资深专科医生，他们更可能混淆ADHD与相似病症，却也展现出对成人ADHD本质更具包容性的认知视角。

那么，是否到该将ADHD的诊断拆分为若干独立的障碍类型的时候了？

科学界早已将ADHD理解为一系列影响自我调节的相关障碍，这也使它容易沦为所有注意力相关问题的“兜底”分类。这种诊断上的“归并”可能正扩大ADHD的包容范围，并导致让公众感到不安的诊断比例上升。与其质疑ADHD，不如考虑对其进行“拆分”。例如，过去75年来，DSM已将原本单一的抑郁症诊断细分为重度抑郁障碍、持续性抑郁障碍、破坏性情绪失调障碍和经前焦虑障碍等多个类别。或许，现在也是对ADHD做同样处理的时候了。

将ADHD细分为涵盖更广范围的多种障碍，必须依赖严谨的研究，以全面评估诊断变化的影响。未来调整所用的术语同样重要。借鉴抑郁症诊断的经验，对于涉及注意力与自我调节的更大类障碍，可以考虑按严重程度（是否存在一种主要影响心理因素的“轻型ADHD”？）、病程（是否有女性特有、在青春期或更年期前后发作的ADHD？）、持续性与稳定性（是否存在会随环境因素波动的ADHD？）、特征（是否存在主要表现为情绪调节障碍的ADHD？）等维度进行重组。

关键在于，每个人在与ADHD相似的困难中的体验，以及这些困难对其人生路径的影响，都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诊断体系需要更精准地捕捉ADHD的多样性面貌，让患者与临床医生能够在诊断结论上达成共识。在不同类型的注意力与自我调节障碍被妥善区分之前，ADHD的范围还会不断扩大，因为更多自我调节问题的表现被识别出来，并被推入唯一可用的诊断框架中。虽然我们有充分理由指出这种诊断归并的问题，但像杰克和丽贝卡这样的人依然需要帮助，而我们必须确保他们能够获得这种帮助。

作者：Margaret Sibley

译者：琴心

审校：momo

编辑：EY

原文：https://aeon.co/essays/adult-adhd-is-becoming-more-inclusive-but-not-overdiagn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