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深秋,我开着越野车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车后座装满了米面油、棉被和给孩子们的新衣服。车窗外的柿子树挂满了红灯笼,远处的村庄在薄雾中若隐若现 —— 那是我阔别 15 年的老家,也是1999 年我母亲下葬时,全村人避之不及,唯有王婶一家帮我撑过难关的地方。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发紧,眼眶却慢慢发热,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次回来,一定要好好报答当年那份雪中送炭的恩情。
1999年,我22岁,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每个月工资只有600块。那年冬天,老家打来电话,说母亲突发脑溢血,没等我赶回去就走了。挂了电话,我攥着兜里仅有的2000 块钱,连夜挤上回村的绿皮火车,硬座坐了36个小时,下车时脚都肿得穿不上鞋。
村子还是老样子,土坯房错落有致,村口的老槐树光秃秃的,可我一进村子就傻了眼 —— 以前母亲在时,邻居们总爱来家里串门,可现在,我提着行李走在土路上,路过的人要么低头快步走开,要么躲在门后偷偷看我,连一句 “回来了” 都没有。
母亲的遗体停在老屋的堂屋里,冰冷的木板搭成临时的灵床,只有一盏煤油灯亮着,昏黄的光映着墙上母亲的遗像。我跪在地上,看着母亲苍白的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却连哭出声的力气都没有 —— 父亲在我10 岁时就去世了,母亲一个人拉扯我长大,现在她走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剩孤零零一个人了。
按照村里的规矩,下葬前要请人帮忙搭灵棚、准备丧宴,可我去敲邻居家的门,张叔家说 “家里孩子病了,走不开”,李婶家说 “要去镇上赶集,没空”,连远房的二伯都躲着我。我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寒风灌进单薄的外套,心里比身上还冷 —— 母亲一辈子善良,帮邻居缝补、照看孩子,可她走了,却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
就在我抱着母亲的遗像,觉得走投无路时,院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是村东头的王婶,她手里拎着一篮子馒头,身后跟着她的儿子石头,石头手里还抱着一捆柴火。
“丫头,别跪着了,地上凉。” 王婶把馒头放在桌上,伸手把我扶起来,她的手粗糙却温暖,“我听说你回来了,知道你一个人难,就跟石头过来看看。”
我看着王婶,眼泪又忍不住掉下来:“王婶,我妈走了,没人帮我……”
“有我呢!” 王婶拍着我的背,声音坚定,“你别担心,灵棚我让你叔和石头搭,丧宴我帮你准备,咱们不能让你妈走得寒酸。”
那天下午,王婶的丈夫李叔带着石头,扛着竹竿、帆布来搭灵棚,石头才15岁,却干得格外卖力,搬竹竿、拉绳子,冻得手通红也不喊累。王婶则在厨房里忙前忙后,淘米、洗菜、蒸馒头,还从家里拿来了腊肉和鸡蛋,说 “你妈一辈子没享过福,最后这顿饭,得让她吃得体面”。
晚上,灵棚搭好了,煤油灯挂在棚顶,王婶帮我给母亲烧纸钱,一边烧一边说 “大姐,你放心走吧,丫头有我们照顾,不会让她受委屈”。石头则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姐,吃点吧,你一天没吃饭了。”
那几天,王婶一家几乎住在了我家。李叔帮我联系下葬的墓地,还找了几个相熟的老伙计帮忙抬棺;王婶帮我缝了孝布,教我葬礼上的规矩,怕我不懂闹笑话;石头则帮我打扫院子,给来吊唁的人倒茶,还偷偷把自己攒的 50块钱塞给我,说 “姐,这钱你拿着,以后用得上”。
下葬那天,天还没亮,王婶就起来煮了饭,让我和帮忙的人先垫垫肚子。下葬时,李叔和几个老伙计小心翼翼地抬着棺木,王婶扶着我,一步一步跟着走到墓地。看着母亲的棺木慢慢放进土里,我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又转向王婶一家,也磕了三个头:“王婶、李叔、石头,谢谢你们,这辈子我都忘不了你们的恩情。”
王婶赶紧把我扶起来,擦了擦眼泪:“丫头,别这样,都是乡里乡亲的,互相帮忙是应该的。以后你要是在外面不好过,就回村里来,婶家永远有你的地方。”
临走那天,王婶给我装了满满一背包的馒头和咸菜,还塞给我 300 块钱:“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