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基层兴则国兴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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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蕴藏的优秀制度基因，是我们可以避免社会固化的底气所在。

在被誉为能“读懂特朗普为什么能赢”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中，作者 J.D. 万斯以亲身经历讲述了生活在“铁锈地带”的美国爱尔兰裔白人，在遭遇产业空心化之后，整体陷入贫穷、 酗酒、暴力、 药物滥用、 吸毒、 辍学、 精神沦丧、 阶层固化的悲剧循环中的故事。美国梦曾经是美国人民的骄傲，亦是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追寻的榜样，但是，正如《乡下人的悲歌》所言，美国出了问题。一叶知秋，普通美国人的美国梦之兴衰，对我们有何启示？如果说，是新教伦理和奋斗精神支撑了美国梦，又是哪些制度机制支持几代中国人积极向上的？换言之，是哪些因素在促进中国社会的正常流动？

我们认为，至少有几个因素起到关键作用。

一是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国是一个重视家庭价值的社会，由此导致了高储蓄率、 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较高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而这恰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我国虽然建立了养老保障体系，但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主要方式。今天，家庭为本的价值观受到人口形势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夯实家庭制度的基础，将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的未来。

二是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我国客观上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近年来性质发生根本转变。简单来说，它从服务于城市汲取农村人、 财、 物的体制设计转变为以工补农、 以城带乡的制度体系。对于多数国人而言，进城务工、 定居和受教育等城市化进程，仍然是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

但是，就目前的趋势而言，返乡创业或留守农村，亦不失为实现美好生活的另一种选择。正在实施中的乡村振兴战略，对进一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发挥乡村社会对美好生活的保护性作用有重要意义。乡村虽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它确有实现美好生活的独特价值。

三是完整而多元的经济体系。中国是全世界工业体系最为完备的国家之一，这是我们可以保持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基础，亦是人们可以有多种就业渠道的前提。更重要的是，中国仍然保留了多元经济形态，这对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仅仅是在农业生产领域，我国既有完全面向市场的机械化大生产的规模农业，又有或面向市场、 或自给自足，抑或二者兼有的小农经济。多元的经济形态，为不同群体提供了诸多选择。尤为重要的是，多元经济形态恰恰是与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 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等相结合的，他们共同构筑了富有弹性的社会流动体系。

当前，中国城市化率已经接近 60%，按照过去相当一段时间的城市化速度，我国将在 15 年左右的时间内达到 75% 的高城市化率。这意味着，依托于城市化的大规模向上流动将变得缓慢，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获得感、 实在感可能会减弱。

届时，创造一种更为稳妥积极的社会机制，让国人既有条件又有动力去追求美好生活，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我们认为，中国社会蕴藏的优秀制度基因，是我们可以避免社会固化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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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堪称是一个流动的中国。

大致而言，流动中国主要有两个阶段：

第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民工潮”，这是一次纯粹的人口学意义上的流动。确切地说，这一流动主要是服务于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因此，当时的流动具有极强的经济意义，却未必有社会和文化内涵。毕竟，第一代农民工虽处于流动状态，却极少有人想要融入城市，更谈不上和来自不同地域的人相互融合。

第二是新世纪以来，以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快速城市化阶段。这个阶段的人口流动，就不仅仅具有经济含义，更是创造了以人口融合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和文化形态。跨省婚姻的夫妻双方长期生活在城市，由于缺乏和对方父母长期生活的经历，对对方从小生活的地域文化其实是缺乏深度体验的。而过年恰恰又是文化的集中展现时期，对“外地人”的心理冲击当然也就比较大。而这种局部的、 特定时段的心理冲击，在网络上被“地图炮”的情绪放大了，让不少人忽视了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区和更多人在文化融合方面积极努力的一面。

一方面，城市化已经成为最近 20 年农村发展的主线。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不仅在城市就业，还力图在城市安家。因此，城市成了社会融合的重要场景。作为一种有别于乡村的社会体制，城市是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关系趋于冷漠，社会治理高度制度化，人口的异质性也较强。因此，它很适合那些暂时脱离农村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轻男女生活在一起。

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家庭内部都存在二元结构，即年轻人在城市务工，老年人和小孩在农村务农并完成家庭再生产，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说平时的空间隔离让这种二元结构呈现物理隔离，那么，过年这样的特殊时间节点，则让二元结构出现交汇和碰撞。这种交汇，不仅是人口学意义上的，更有社会和文化上的复杂内涵。

比如，过年期间随着外地媳妇回夫家、 外地女婿回娘家，网上出现了一些对当地某些传统习俗的吐槽，引起了网民的争论。此后，更多所涉地区的年轻人则在网上讲出自己的亲身经历，也道出了那些习俗其实已经是很局部和个体化的现象，很多东西都在随着代际的更替和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改变。

问题在于，我们对文化冲突的体验，大多只是在过年等极为短暂的时间中有所体验，而在一年四季的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是在享受多种文化并存的好处的。

即便有女性不上桌吃饭的“民俗”，它或许彰显了男女不平等的传统“价值”，但更多的是生活实践的产物。一旦家庭小型化和男女在家务上的分工趋于模糊化，这种现象就极为少见了。这说明，哪怕是最为“传统”的地方，也终究会适应现代社会。

中国文化历来有“多元一体”的特征，地域文化虽多，却能融合为一体。这说明，中国文化本有其共同的内核。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社会将在人员的迁徙、 流动中重组和再造，最终必然带来文化大一统。只不过，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并不意味着哪一种文化模式的胜利，而是不同地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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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人、 财、 物都在往城市聚集。当前，大多数中西部村庄共同体在瓦解，农村不再是所有农民的生产、 生活栖息之地，农村社会关系越来越脆弱，农村活力在下降。

通过代际、 性别之间的分工，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家庭内部建构了“城乡二元制”——老人、 妇女、 小孩留在农村进行人口再生产，青壮年劳动力在城市务工，家庭伦理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这些农村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国家已经在花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新农村建设、 统筹城乡一体化、 精准扶贫等战略措施都是具体表现。

可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农村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复杂。

首先，从城市化的全球经验看，农村资源向城市聚集是客观规律，这个意义上的农村凋敝不可避免。话又说回来，站在绝大多数农民的立场，谁不对这一进程欢欣鼓舞呢？要知道，仅仅是十多年前，我国还受困于“农村真穷、 农民真苦、 农业真危险”这所谓的“三农”问题之中。正是得益于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农民温饱奔小康的问题得以解决。可以不客气地说，我们今天能一边在城市享受现代生活，另一方面却在痛心于农村的凋敝、 醉心于乡愁的美好，恰恰得益于城市化的顺利推进。

其次，从农民生活的角度看，当前的农村或许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农村凋敝让人唏嘘，农村的积极变化则让人欣喜。中国农民真正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不过几十年时间，国家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农村的基础设施大大改观，农民的社会保障已经实现全覆盖，国家涉农资金投入也年年增加，农民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富。

即便是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也需客观理性看待。很多返乡记通过极端案例描绘了农村的“礼崩乐坏”，很多人甚至寄希望于恢复宗族、乡绅等封建制度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别忘了，封建制度所内含的阶级压迫等社会不公，是很难让普通农民有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当前的农民已有更多的自由选择适合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这是社会的进步。

最后，就目前的发展阶段看，应该珍视返乡潮背后的城乡互动关系。大量农民工及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大学生之所以在城乡之间来回穿梭，首先是因为农村为他们实现了家庭再生产。而这是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可以快速稳定地推进的前提。其次，返乡潮也表明，乡村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乡村在现代生活中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我们应该珍惜乡村的价值，而不仅仅表达负面情绪。

我们希望农村不凋敝，让乡村更美丽；同时，我们也希望提高城市化质量，让更多人可以在城市扎根。仅仅表达乡愁情怀是不够的，还需要准确认识当前农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