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义勇军进行曲》，再忆白求恩大夫

昨天阅兵前有一个抗战歌曲大联唱。跟我一起看的朋友说，压轴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说其实不是，下一个环节就是升国旗奏国歌，其实真正压轴的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在成为国歌之前，就是影响力最大、最广泛的抗战歌曲。

30年代，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山河破碎的痛楚刺痛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在上海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当时既是纸醉金迷的租界“十里洋场”，也是白色恐怖弥漫的城市，更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力量最强的地方。在这里，一群左翼文艺工作者决心用文艺唤醒民众。

剧作家田汉在构思反映长城抗战的电影《风云儿女》时，满腔悲愤地在一张香烟衬纸的背面写下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寥寥数语，是他亲历前线慰问将士，目睹我军在喜峰口以大刀手榴弹对抗日军飞机大炮、血溅雄关的残酷与英勇后，迸发出的创作灵感。然而剧本尚未完成，田汉便遭国民党当局逮捕。

彼时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进步艺术家、呼吁抗战的爱国人士进行大范围的抓捕。在一片噤声的白色恐怖之中，青年音乐家聂耳自告奋勇，近乎“抢夺”般接过了为这首词谱曲的任务。聂耳此前已因创作《毕业歌》《开路先锋》等充满革命激情的歌曲而崭露头角。在收到国民党反动派即将逮捕他的消息、被迫离国赴日前夕，聂耳在颠沛流离中废寝忘食地投入创作。

聂耳几经推敲，对歌词做了关键性调整，如将“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精炼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在结尾处从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中吸取灵感，连续使用三个“前进”加上一个斩钉截铁的“进”，使旋律如冲锋号角般层层递进，充满了无可阻挡的力量。1935年5月，歌曲定稿从日本寄回上海。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这首歌曲如燎原之火，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

《义勇军进行曲》的感染力超越了地域和阶层。画家丰子恺曾回忆，他从浙江到汉口的沿途，荒山三家村的村夫牧童都能唱“起来！起来！”。辗转从美国而来的波兰裔记者爱泼斯坦在台儿庄战役前线目睹了中国官兵端起步枪、挥舞着大刀，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冲向敌人炮火的壮烈情景，深受震撼。

这首歌的影响也远播海外。美国著名左翼黑人艺术家家保罗·罗伯逊1940年在纽约演唱了此歌，并灌制唱片《起来》，宋庆龄亲自为之作序。在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歌词改为“马来西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进行传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甚至被列入盟军凯旋之歌目，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坚强声音。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新政协筹备会面向全国征集国歌，但应征稿件中无一能超越《义勇军进行曲》的深刻影响力。在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的座谈会上，对于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一句是否应修改，产生了热烈讨论。

徐悲鸿、梁思成等人力主不改，认为此曲是历史性的产物，应保持完整性，并举法国《马赛曲》为例。刚从国外回来的刘良模介绍了此歌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周恩来同志深情表示：“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毛泽东主席赞同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的安全，仍需不断奋斗。

最终，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在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它伴随五星红旗第一次响彻天安门广场。

昨天下午，我去了华北烈士陵园，白求恩大夫长眠于此。华北烈士陵园，小学的时候每个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徒步去扫墓，往返十九公里公里。

我们总是说，要记住历史。但历史不是一串年份，它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当我们纪念这一场胜利，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名字——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人，外科医生，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49岁，1939年牺牲于中国华北的抗日前线。

在白求恩身上，我们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什么叫“国际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人，跨越语言、种族、国家、利益，把另一个民族的苦难，当作自己的苦难，把别人的伤口，当作自己要缝合的责任。他的行动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他把一个“国际主义者”身上最宝贵的部分带来了中国：对专业的极致追求、对生命的深刻尊重、对正义的本能选择、对暴力和战争的深切反抗。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我们当然要记住狼烟与刀枪，记住战士与群众，记住民族不屈的精神。但我们同样不能忘记这些国际主义战士——他们没有血缘，没有祖国的召唤，只有信念的驱动。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投身这场人类与非人性的战争。

为什么我把这两件事写在一篇文章里？《义勇军进行曲》和白求恩大夫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国际主义，恰恰就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上半句和下半句。这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内涵。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1930年代以前或许更多停留在知识分子口头，而在九一八、淞沪、卢沟桥之后，才第一次真正成为亿万人身体与命运的共同身份。这种以抵抗压迫、保卫家园为出发点的民族主义，是这场战争的精神基础。

《义勇军进行曲》所代表的是被压迫民族对“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奋起捍卫。它所揭示的，是一种反殖民、反奴役、反侵略、反霸权的民族主义正义性。它表明：在面对灭绝性的国家暴力时，捍卫民族，是捍卫最基本的生存权、尊严权、文化权。这种民族主义正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正当性来源以及最大的精神支撑。

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深挖的是：如果反法西斯战争只是民族主义，那么它何以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何以能得到国际的正义认同？何以能在战后被定性为“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

这就必须谈到国际主义精神。而白求恩，正是这条战线上最真实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白求恩不是“好莱坞式”的志愿医生，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天降大天使”。他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曾参与组织蒙特利尔工人免费诊所，奔赴苏联考察社会主义医疗制度，亲赴西班牙内战对抗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战地输血系统。他亲历了西方世界的危机与崩溃，深知在全球资本主义与法西斯联手崛起的背景下，单靠国家主义与仁慈是无法阻止野蛮的。

白求恩大夫选择奔赴中国，是因为他清晰地看见：中国的战场不是边缘战场，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主战场之一——亲不亲，阶级分。

这背后不是一种空泛的“世界和平主义”，而是一种严肃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立场：法西斯主义的内核，是以种族、血统、国家为界限，否认他者之为人；而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正是以人的平等性与共同解放为核心。二者是完全对立的两极，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根本裂隙。

白求恩大夫的选择，就是这种立场的体现。他跨越国界，不是因为同情，而是因为认同。他站在八路军战士身边，不是“帮助中国”，而是“与中国并肩作战”。他不是“为他国而战”，而是在“为自己的阶级而战”“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战”。他用手术刀对抗的不仅是伤口，更是战场背后的法西斯制度性暴力；他治疗的不只是士兵的肉体，更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世界性创伤。

所以，我们不能把国际主义理解为“民族主义的补充物”，也不能把它误解为“无差别的世界博爱”。真正的国际主义，是阶级意识的延伸，是包含着反压迫、反剥削、反殖民的内涵，是全世界人民至高的“解放”，是历史判断的结晶，是在民族战争之中寻找到普遍正义的位置。没有这一点，国际主义就会沦为空洞的“圣母病”或美化帝国干涉的幌子。

以白求恩大夫为代表的千千万万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象征着共产主义主义不是漂浮在头顶的口号，而是能落地生根、能负伤流血、能死在一块战壕里的信仰。

这里再讲一位日本同志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伊田助男被裹挟到中国战场，并在不甘与侵略者同流合污、勇敢自杀后，为中国共同信仰的同志留下了一封遗书——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我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这是伊田助男同志牺牲地遗址，当地的烈士陵园里建有他的纪念碑，当地小学也改名为“伊田小学”。

正因为有像白求恩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才真正成为了一场横跨民族、超越国界的全球斗争。而中国人民的抗战，也正因为获得了这种基于价值认同的国际主义支持，才能站在世界正义的高度上，被历史所记住。

今天我们纪念这场胜利，只有同时理解民族主义的觉醒与国际主义的汇入，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这场战争为何不是一个国家的胜利，而是人类的一次自我拯救。

所以让我们再重读毛主席这篇文章《纪念白求恩同志》：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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