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时代已至：人工智能的尽头，是拥有一具身体？ | 社会科学报

人类“与身俱来”的欲望与幻想、情感与意志、恐惧与愤怒等非理性、非逻辑、非线性特征，以及对未来的想象、对文化的追求、对意义的建构等行为，都远远超越了人工智能所能运算与“理解”的范畴。因此，在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中，“无身”而导致的局限性比“无心”而导致的局限性更大。

原文 ：《更需强调人类身体的地位》

作者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赵立兵

图片 |网络

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推动下，技术同身体互嵌、融合的趋势将日益加快，人机共生、生物性与物质性共在的“赛博格”（Cyborg）、“信息人”现象涌现，人类已经加速迈入“后人类”时代。可以说，“后人类”现象是技术发展至特定水平，技术客体由自然界反诸人类自身的必然结果，也是技术具身性新的发展阶段的真实体现。

正是“后人类”兼而有之的生物性、物质性和信息性、意识性双重特征，瓦解了传统意义上存在、身体、技术的边界与定义：到底什么是人类与身体，什么是意识和文化，什么是媒介及信息，以及人类与机器、精神与物质、真实与虚拟的关系如何，人类身体的信息性和物质性孰轻孰重，这些固有的概念和命题或许将在某种程度上被改写。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中甚至认为：“我们理解五百年的人类主义历史可能要寿终正寝。”

那么，是否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就必然意味着人类被日益强势的技术话语裹挟与擒获；意味着人类所建构的信息系统终将抛离人类及其身体而独立运作，人脑终将被电脑所打败乃至取代；甚至意味着“去身体化”及其所导致的主体性、存在论层面上的认知冲突和身份危机？亦即，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后人类”时代，身体何去何从何为？

人类中心主义、人文主义受到冲击

被称为“后人类福音的四大骑士”的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及其所促成的“赛博格”现象，为我们理解人类自身带来了诸多困扰，更为我们长久以来的自我认知的理论前提和价值基础——人类中心主义、人文主义带来了巨大冲击。正如布拉伊多蒂在其《后人类》一书中所认为的，一旦人类在世界万物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大量介于“人”和他者之间的壁垒就会坍塌，并以一种瀑布效应的方式打开意想不到的视角。

这个崭新的视角主要体现在，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人”作为“万物之灵”“宇宙之魂”的首要地位衰落之后，人类在与技术、动物、植物等非人类事物沟通交流时应该遵循的思维方式与基本信条，促使我们在一个昔日被人为割裂开来的有机-无机、精神-物质、人类-动物的“连续统一体”和“人机共生”理论的框架下重新界定人类自身的身份与地位。

因此，我们在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有必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人-机”二元分立的既有认知模式，在“一元论”的理论框架下，充分肯定生命物质的“自组织”性质和“自创生”力量，深刻理解“自然物”与“文化物”之间的界限能够被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步取代和消解，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人机互嵌的“后人类”“赛博格”以及“人工智能”现象，否则将难以洞悉现代科技本质并体认未来的潜在危机。

我们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还必须警惕：随着技术对人类身体与意识的全面介入和改造，我们是否将成为有着非凡能力的“超人类”，是否同时会导致作为人之为人根本属性的丧失，从而滑向非人类？面对这种技术与人性的两难选择和痛苦纠葛，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才能够既不违反科技发展的大势，又捍卫人性的尊严呢？

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和底线

在“后人类”时代，我们既要承认人类身体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又要避免将其过分夸大、悲观甚至杞人忧天，产生诸如“人类终将被取代”等悲观论点。即便是到了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我们仍需强调人类身体的地位。因为，即使是那些能够从经验中学习的精巧系统和软件，也难以完成从数据到知识、从经验到智慧的转换。

信息技术及其建构的技术身体以及虚拟世界并没有消解人类的主体性，相反，身体与技术、虚拟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多元连贯、彼此渗透的，它们不仅能够自我衍生，还有着相互扩展的能力。它们之间并非线性运动、单向作用的关系，而是一个彼此靠近、双向驯化与深度耦合的过程，最终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一种全新的主体类型。

关于智能技术终将超越身体与人性的认知背后，还隐藏着对身体在人类认知、文化发展中基础性作用的无视以及对身体之中所蕴含的强大能动性的低估。吉登斯认为，身体曾经是自然的一个方面，是一种“给定之物”，其运行受制于极少受人干涉的物理规则。但是，随着“抽象体系”对身体的逐步侵入，身体不再被视为一个固定不变的生理学实体，而是被深深地卷入现代性的反思与叙事之中。

这里所谓的“抽象体系”不仅包括了语言文字、象征符号，还涉及商品交易、技术发展等一切人类的文明现象，它们使得“身体的边界遂发生了改变”。更为重要的是，身体并不只是一个从属于商品化或福柯所谓之“规训”的惰性实体，一味被动地接受上述“抽象体系”的统摄与改编，而是以一种解放的、开放的和反身的姿态，迎接并改造了“抽象体系”自身，从而塑造了“文化身体”“消费身体”“技术身体”等衍生和混合品类，成为了“晚期现代性”最鲜明的注脚。

因此，正如福山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所认为的，我们在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政治与社会问题之时，却又必须反过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原则和底线，惟其如此，方能从根本上解除人类未来与技术进步的矛盾与危机。

“无身”比“无心”导致的局限性更大

美国科学技术哲学家德雷福斯同样在日益壮大的人工智能之中发掘出了不一样的景象。他认为：“把人与机器区别开的东西（不管它造得多么巧妙），不是一个独立的、周全的、非物质的灵魂，而是一个复杂的、处于局势中的、物质的躯体。”他进一步指出，计算机只能处理事实，而人作为事实的源本，不是事实或一组事实，而是生活于世界的过程中，创造自身及事实世界的一种存在。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按人类这些根本能力组织起来的世界，可用其他手段进入。

也就是说，人类躯体化“信息加工”所具有的整体性、情境性、直觉性、运动性等特征，与计算机从细节开始识别、局部与整体割裂、信息与情境分离以及线性有序的运算模式形成了天壤之别。而且人类“与身俱来”的欲望与幻想、情感与意志、恐惧与愤怒等非理性、非逻辑、非线性等特征，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未来的想象、对文化的追求、对意义的建构等行为，都远远超越了人工智能所能运算与“理解”的范畴。因此，在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中，“无身”而导致的局限性比“无心”而导致的局限性更大。

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一书中亦提出：机器难以模仿的正是人的脆弱之处，而不是人的理性之处。这种人的身体的“脆弱之处”和“不可复制性”，恰恰是“人之成为人”的依据，是人工智能技术难以跨越的真正鸿沟。

因此，今后人工智能的进展趋势，或者说其未来发展极限，恰恰在于能否赋予计算机一具能感知的身体。这或许就解释了如今的宇树人形机器人为何如此火热，而向身体靠拢，发展“具身智能”，何以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反之，人工智能最大的发展误区，则在于被传统的身心二元、离身认知的思想所束缚，看不到身体在智能活动中所发挥的根本性作用。

因此，人类认知与人工智能之间隔着一个看似浅显却实难跨越的身体鸿沟，这也成为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阿喀琉斯之踵”。这就好比遨游天空的风筝，无论它们飞得多高、多远，地面上都有一条维系其稳定的身体之绳。一旦它们试图超越、摆脱身体的束缚，一旦这条细细的丝线发生断裂，等待人类的是什么样的后果可想而知。

综上，正如彼得斯所言：“身体不是可以抛弃的载体，在一定的意义上，身体是我们正在旅归的故乡。”无论信息技术多么发达，那种认为信息可以脱离人类大脑，技术可以“离身”而存在，甚至人工智能技术终将把人类社会取而代之的思想是站不住脚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机融合视域下智能媒介传播研究”（20BXW112）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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