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错杀的新四军高级将领，蒙冤38年，最终恢复名誉

　　高敬亭是河南新县人，出生于1907年，是参加过黄麻起义的老革命。在创建和保卫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中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后，他两次奉命留守鄂豫皖根据地，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开展革命工作。高敬亭领导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区进行了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依靠他出色的指挥才能一次次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进剿，始终保持着1000多人的主力部队，使大别山的红旗屹立不倒。

1938年，红二十八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为新四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

高敬亭

高敬亭担任第4支队司令员后，率领第4支队进入舒城、庐江、巢县、无为地区，展开抗日游击战争，在合安路上频频袭击日军获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打开了皖中抗日的新局面，没有辜负人民对新四军的重望，也显示了他出色的才干。但是，由于认知的问题，他对党中央东进敌后的战略意义认识却不足，顾虑多端，东进迟缓。而且，随着第4支队作战不断获得胜利。自满情绪开始滋长，对党中央为了加强第4支队的领导，由延安和中共长江局派去的干部，高敬亭不能很好地团结他们一起工作，有时缺乏必要的尊重，特别是与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日益公开化。这违背了党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

党中央对高敬亭出现的思想苗头，一开始就确定了团结、教育、帮助的方针。

　　中央决定派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做通高敬亭的思想工作，督促其率部东进。

张云逸

　　在张云逸之前，中央派了董必武专程到舒城，向高敬亭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的方针，要高敬亭迅速率部东进。高敬亭虽然口头答应东进，但行动上总是磨磨蹭蹭，以致使新四军丧失了向东发展的一些有利时机。这时驻皖西的国民党军桂系军队，已开始同新四军争夺皖东敌后阵地了，鲁苏战区副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也向皖东虎视眈眈。新四军如果再不东进，将会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

加速东进，已变得刻不容缓。

　　张云逸到达第4支队司令部驻地西蒋冲。首先同高敬亭进行了耐心的交谈，而后召开了第4支队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东进方针。张云逸开门见山地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是要坚持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要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党中央给新四军的总方针和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对第４支队的任务，党中央也早已明确，就是要迅速东进皖东，到津浦路西，津浦路东去，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路东西根据地。”

　张云逸接着说：“党中央为什么要我们东进皖东呢?我的理解是，皖东，是淮南铁路以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安徽地区，也称淮南地区。它南与我新四军军部及东进的第1、第2、第3支队相望，北同淮河北岸的新四军、八路军活动地区相连，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南北联系的枢纽。津浦铁路也是敌人依托的重要运输线，如果我们控制了皖东，便能扼制敌人的南北交通，威胁南京、徐州、蚌埠。在津浦铁路的两侧，大中城市虽然被日伪军占领了，但广大农村日军是无法控制的，伪军也控制不了，有大片空隙，日军在中小城市的防备也很薄弱。那里群众盼望新四军去领导他们抗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对不对?这是一块多么重要而又能够进取的战略要地啊！”

　针对有些干部顾虑皖东地区，没有山区作依托，能不能打游击战问题。张云逸不急不躁地解释：“在外敌入侵的形势下，与内战时期相比较是有所不同的。在敌人占领区的广大敌后，绝大多数同胞要求抗日，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群众就是最大的靠山。这座大山比什么山都最可靠。而且，津浦铁路东、西两侧，也有山，地形很好。日军进犯后，国民党的正规军队都撤走了。在那里，我们更能自由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和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

　　经过张云逸的说服、解释，第4支队的广大干部，纷纷表示赞成党中央的东进方针，积极行动，率领部队东进皖东。随后，第4支队第8团，在团长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的带领下，率先进入全椒县的大马厂一带，开展游击战，并很快发展壮大起来，人数达到4000多人。第7团一部也越过淮南铁路，到肥东青龙厂及定远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第4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支队司令部和特务营，于1939年3月越过淮南路，进到肥东青龙厂一带；政治部主任戴季英，也率政治部机关进到李家圩子一带。第4支队已向东大大迈进一步了。

但是，高敬亭仍然将第9团和第7团留在自己身边，司令员没有动，整个第4支队东进皖东的战略展开任务就谈不上实现。张云逸如实地向军部汇报了第4支队东进的进展情况，并请示解决办法。

　　为更好地开展敌后抗日战争，加强对江北地区新四军武装力量的领导，叶挺与项英等军部领导人进行认真研究后，认为在江北设立一个指挥部非常必要。

　　为此，叶挺、项英以二人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并转刘少奇，提出：张云逸指挥的周(骏鸣)部在全椒附近约4000多人，高(敬亭)部有6000多人，合计上万人。我们为调整江北部队及发展工作计，拟设立指挥部或办事处于江北。

　　为主持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并处理有关问题，4月27日，叶挺带领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孙仲德及其他一些随行人员，从云岭军部出发，经繁昌，从高安桥上船，越过日军长江封锁线，在江北复兴滩登岸，夜行晓宿，于5月2日到达安徽庐江东汤池。

叶挺军长

　　叶挺一到东汤池，立即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中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任前委书记。

　　5月9日，叶挺在张云逸等人的陪同下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第4支队驻地西蒋冲，与高敬亭见面。叶挺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告诉高敬亭东进刻不容缓，命令他率部东进至合肥、定远、全椒、滁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而后，叶挺亲自主持召开第4支队全体干部会议，叶挺宣布东进命令，限第4支队3个月内撤出舒城，两个星期内必须出动。会议还进行了举手表决。大多数干部表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东进方针和命令，要求继续东进。

　　用这种命令的方式，表决的方式，督师征战，已经是十分严肃而又严厉的办法了，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第4支队的干部都出了一身冷汗，他们为高敬亭捏着一把汗。高敬亭也感到气氛的严肃和问题的严重，他举手表示赞同。

　　1939年5月的皖中，天气开始变得燥热起来。此时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由于胃病复发，身体虚弱，加之对部队深入敌后东进的方针就是理解不透，扭不过劲，心里更是憋得像火烧似的。虽然在叶挺主持的第4支队全体干部会上，他举手同意部队继续东进，但那是迫于压力，是无奈之举。高敬亭打心眼里眷恋着他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大别山，并自我感觉他对党是绝对忠诚的，部队留在皖中也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会议是开完了，决心也表达了，但部队东进的命令还是没有下达。

　　素以治军甚严著称的北伐名将叶挺愤怒了，你高敬亭竟然出尔反尔，拒不听从指挥。他随即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越过高敬亭直接命令第7团、第9团东进。此时，糊涂的高敬亭却错上加错，竟写信命令第7、第9团停止前进，开始了与中央和军部的公开对抗。

　　第9团团长詹化雨和团政委胡继亭接到信后，坚决抵制了高敬亭的错误命令，并迅速向江北指挥部汇报了情况。

　　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此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7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在率部攻打汉奸武装周家老屋后将所缴获的钱财据为己有，并于5月20日，带着20多人公开叛敌投降，投靠了桂系军队。杨克志、曹玉福的叛逃对一错再错的高敬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其实，杨、曹在叛逃前就出现过严重的错误，追求享乐，生活腐化给部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由于两个人都是跟随高敬亭多年，并由其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所以，支队在研究处理他俩的问题时考虑到这层因素，也就没有深究，只是委托高敬亭去做好说服教育工作，而高敬亭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迟迟没有去处理善后。在此情况下，杨、曹叛逃投敌，自然引起了各方面对高敬亭的强烈不满。项英立即来电，要叶挺、戴季英等人开展“反杨、曹斗争”。偏巧，戴季英本来就对高敬亭存有种种不满，所以，他主持的“反杨、曹”斗争，自然就揭发出许多对高敬亭不利的问题。项英当机立断，在部队中开展反高敬亭的斗争，以致由“反杨、曹斗争”升级发展成“反高斗争”。

6月4日，接到情况报告的叶挺，又气又急，同张云逸、邓子恢马不停蹄，急匆匆赶到了安徽省肥东青龙厂，并派第4支队第8团团长周骏鸣去舒城县西蒋冲传达命令，要高敬亭速率教导大队(原手枪团)赴下墉集地区。闯下大祸的高敬亭哪里还敢有丝毫的怠慢，稍做安排，即辞别爱妻史玉清和刚刚生下才9个月的女儿，匆忙率部赶往指定地区。当高敬亭到达青龙场时，周骏鸣说军长在褚家老屋等候。高敬亭得知此情，急忙带着3名警卫员赶到褚家老屋，他一进门，就被叶挺的副官黄序廷带人逮捕起来了。

高敬亭被搞得莫名其妙，问，“我犯了错误?你们为什么将我抓起来?”

　　从此，高敬亭失去了自由，天天接受审讯。在“反高斗争”中，高敬亭除了承认过去“肃反”有扩大化的倾向外，拒绝承认强加在他头上的其他罪名。对于戴季英等人给他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持抗议态度，认为是借题发挥，打击报复，公报私仇。这也许正是他的悲哀之处，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没有人将他的思想错误与“反革命”的帽子区分开，包括邓子恢、罗炳辉等人。因为人人都目睹过高敬亭骄傲自大的作风，更何况他违背了中共中央的方针呢?

　　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电报，决定撤销高敬亭第4支队司令员的职务。此后，对高敬亭的斗争更加残酷，甚至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但他始终没有低头认罪。

　　高敬亭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凶多吉少，他更加思念爱妻和幼女，在写给爱妻史玉清的诀别信中提到，革命尚未胜利自己却屈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深感痛悔，并嘱咐史玉清：“孩子你能带则带，不能带就托付给老百姓抚养。”

　　6月20日，项英以“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等罪名，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当局发出要求枪决高敬亭的电报。

　　6月21日，高敬亭被带到青龙场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对高敬亭的公开批斗大会开始了，近千名新四军指战员参加。首先叶挺军长在大会上讲了话，接着是狂风暴雨般地批斗。“为什么不服从军部的命令?” “你为什么要排斥中央派来的干部?” “你为什么拉山头、搞宗派?” “如实交代，你同杨克志、曹玉福合伙究竟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帽子一顶扣的比一顶大。什么“反革命”、“反中央”、“破坏抗战”、“想叛国降日”等等措辞都用上了。高敬亭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始终抱着抵触情绪。因为他始终认为：坚持留在大别山是正确的，而放弃大别山去“东进”则是错误的；对坚持反共立场的蒋介石，就是要“闹独立性”。他坚信自己的工作虽有缺点，甚至也可能有错误，但绝对不是“反革命”，根本不存在“破坏抗战”。但他的申辩在洪水般的声讨声中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听他的。

　　批斗会一连开了三天三夜，一直开到23日才算停了下来，表情严肃的邓子恢进行了总结性发言。总结中邓子恢历数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反革命、不服从军部领导、排挤延安来的干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7大罪状，最后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和军籍的决定。

　　蒋介石接到项英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报简直是喜出望外，他曾经悬赏5万大洋都没有买到高敬亭的脑袋，此刻却轻松地送上门来，怎么能不高兴呢?！更何况高敬亭极力反对桂系军队开进大别山，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事啊，此时不准，等待何时，随即挥笔：“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总参谋长白崇禧速发报回复新四军。

项英

　　白崇禧的电报像一柄毒剑迅速从重庆飞到项英手中，项英很快交给了叶挺。电文是：“奉委座电令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乌云翻滚，天雨凄泣。高敬亭被押赴刑场，途经一个壕沟时，他纵身跳入深沟，一连跳了3次，几个卫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从水中打捞起来。这时，高敬亭发现沟旁有一株老榆树，他又用头颅撞树但也没有成功。高敬亭是宁愿溺死、撞死，也不愿不明不白地屈死在自己昔日战友的枪下，显然他是在选择这种方式来抗议自己所受的冤屈。最后高敬亭还是在几十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护送”下，走到了肥东县青龙场临时设置的刑场上。临刑前的高敬亭提出了最后的要求：“我是共产党员，要死在红地毯上。”他的要求没有获得批准，他能做的只能是仰起脸，紧咬着嘴唇，目光穿刺着天空的淫霭，巍然屹立在一块冲天而起的巨石下，无奈地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突然，身后响起了一声清脆而低沉的枪声，顷刻间，高敬亭那一堵铜墙铁壁样的身躯慢慢倒下，殷殷热血染红了身旁的岩石、碧草。这是一声令人心碎的枪声！这是一声结束名将高敬亭32年短暂生命的枪响。将军的满腔热血没有洒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而是洒在了自己人的刑场上。

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项英的电报时，痛心地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高敬亭固然有错误，但他毕竟是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毕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且现在大敌当前，用人之际，岂可草率行事！毛泽东坐在那里，足足抽了两三支烟，才在回电中写到：“争取教育改造第4支队，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去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

中共中央不同意枪决高敬亭。

　然而，中共中央的复电迟了，高敬亭的人头已经落地！

　　当时，延安的中共中央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电报往返需要时日，比国民党的慢许多。

　　高敬亭被处决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气得大声疾呼：“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在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作为直接处理第4支队问题的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的心情，当时也很沉重，也很后悔。叶挺从青龙场返回云岭，看到了中共中央的电报，连声说“迟了！迟了！”后悔莫及。

　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再次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不听招呼有错误，那你们为什么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

　1945年，在延安“七大”期间，毛主席又想起高敬亭。他婉转地对新四军某负责人说：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1953年，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与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交谈时，又提起高敬亭。他说：“高敬亭不应该杀……”

　1975年10月，几位原红28军、新四军第4支队的老同志告诉高敬亭的爱人史玉清：“主席、总理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要抓紧申诉。”史玉清把高敬亭的一切都告诉了女儿高凤英。

　11月10日，高凤英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28军军长、新四军第4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任医师⋯⋯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却又为什么被杀呢……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11月30日，毛泽东主席收到信后批示：“请汪(东兴)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 12月9日，汪东兴将调查的事情真相如实向主席汇报。12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重新审查高敬亭问题的报告上指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机密5号文件《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蒙冤38年的高敬亭得到了昭雪，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