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女儿考哈军工，政审却不过关，陈赓看后：多填了个社会关系

她是烈士左权的女儿，却在报考哈军工的时候因为“政审不过”，差点就没有学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女孩，就是左太北。

左太北的童年，说起来满是旁人不懂的滋味。1942年5月，父亲左权在山西辽县的十字岭突围时，为了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年仅37岁。

那时候她还在延安保育院，父亲牺牲的时候，她只有2岁，只知道父亲在前线打仗，不明白为什么保育院的阿姨们会时不时看着她流泪。后来母亲刘志兰受不了打击，整日以泪洗面，连给她梳头发都能走神。

到了1957年的时候，左太北的母亲刘志兰被调到外地工作，左太北就被接到了彭总家中居住，从此，她就成了彭家的“半个闺女”。

在彭老总家的日子，左太北没受过半点委屈。彭老总看着严肃，对她却格外温和。

冬天夜里她踢被子，彭老总常常会轻手轻脚过来给她掖好；夏天放学晚了，门口准能看见他背着双手等她，家里是已经切好的西瓜。家里还有个小姐姐叫彭钢，是彭老总兄弟的女儿，也是烈士后代，两人睡一个炕，穿一样的粗布衣裳，好得像亲姐妹。

有回供销社来了新雨衣，彭老总买了两件，让左太北先挑，彭钢噘着嘴不高兴，彭老总就蹲下来跟她说“太北没有爸妈在身边，咱们得多疼她”，这话左太北记了一辈子。

左太北从小就知道父亲是英雄。彭老总常常会跟她讲左权的事，说她父亲在黄埔军校时就爱钻研战术，后来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跟着毛主席打游击，打起仗来又狠又灵。百团大战时，左权跟着彭老总在前线指挥，几天几夜都没合眼，硬是把日军的交通线搅得稀烂。

这些故事听多了，左太北心里就有了个念想：长大了要像父亲一样，当个能保家卫国的人。

高中毕业后，左太北没犹豫，直接报了哈军工。那时候哈军工可是全国顶尖的军校，专门培养国防科技人才，能进去的都是尖子生。她拿着报名表跟彭老总说这事时，彭老总正在院子里劈柴，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她，眼神里满是欣慰：“好丫头，有你爹的劲头！”

可谁也没料到，成绩都稳稳过了，政审这关却出了岔子。

左太北拿着退回单去找高中校长，校长看了也犯愁：“你这情况特殊，要不你去找找陈赓将军？他是哈军工的校长，跟你父亲是老战友，说不定能帮你问问。”

这话点醒了左太北，她想起小时候见过陈赓叔叔，那人说话嗓门大，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还总爱捏她的脸蛋说“北北跟左权小时候一个样”。

第2天一早，左太北就去了北戴河陈赓将军的住处。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她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才到。警卫员听说她要找陈赓，起初不肯放行，直到她说出“我是左权的女儿”，这才才赶紧去通报。

陈赓那时候正在看文件，听说左太北来了，立马放下笔迎了出来。看到左太北红着眼圈的样子，陈赓心里一惊，赶紧拉着她的手往屋里走：“丫头，出啥事儿了？跟叔说。”左太北把政审退回单递过去，哽咽着说：“陈叔叔，我想上哈军工，可他们说我政审不合格，想请您帮我看看哪里不对。”

陈赓接过单子一看，眉头就皱了起来。他翻到社会关系栏，看到“左棠”两个字时，心里就有了数。

左棠是左权的亲哥哥，早年也是黄埔军校出身，可后来跟着国民党走了，还当了个团长，解放后就没了音讯。左权牺牲前就跟家里说过，和左棠划清界限，这么多年来，左家也从没跟左棠有过来往。

“你这孩子，咋把你二伯的名字写上了？”陈赓又气又笑，“你见过他吗？跟他有来往吗？”左太北低着头说：“没见过，也没来往，可我觉得不能瞒组织，该填的都得填上。”

陈赓看着她倔强的模样，想起了左权，当年左权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认死理，对组织从来都是掏心窝子的实在。陈赓拍了拍左太北的肩膀：“丫头，你这老实劲儿随你爹，是好事，可填表也得讲分寸。你跟你二伯没半点关系，写上反而添麻烦。”

说完，他拿起电话就拨给了招生办：“我是陈赓，左太北的政审材料我看了，左棠的事跟她没关系，她是左权的女儿，根正苗红，你们赶紧给她过了！”

电话那头的人不敢怠慢，连忙答应重新审核。挂了电话，陈赓对左太北说：“放心吧，这事叔给你办好了，开学的时候直接来报到就行。”左太北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对着陈赓深深鞠了一躬：“谢谢陈叔叔，我一定好好学，不辜负您和我爹的期望。”

开学那天，彭老总特意让司机送左太北去哈军工。临走前，彭老总把一个布包塞到她手里，里面是几件新缝的衣裳和一些零花钱：“在学校好好照顾自己，缺啥就给家里写信。”左太北抱着布包，看着彭老总鬓角的白发，心里暖烘烘的。

哈军工的学习生活很艰苦，每天天不亮就要出操，晚上还要上晚自习。左太北学的是导弹工程专业，课程难度大，很多知识她都没接触过。为了赶上进度，她每天都早早起来背公式，晚上熄灯后还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书。

同学们都知道左太北是烈士的女儿，可她从没拿这个当什么特殊待遇。打扫卫生时她总是抢着干重活，食堂吃饭时也从不挑三拣四。有回学校组织义务劳动，去郊区挖水渠，左太北的手磨起了水泡，还是坚持挖完了自己的份额。

1965年，左太北从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中国航天研究所工作。那时候国家的航天事业刚起步，条件非常艰苦，研究所里连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很多数据都要靠手算。左太北跟着老专家们一起，白天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晚上就趴在桌子上算数据，经常一干就是通宵。

有一回，研究所接到个紧急任务，要在3个月内完成一项导弹部件的研发。左太北主动承担了最复杂的计算工作，每天只睡4个小时，连吃饭都在实验室里。

有天晚上，她突然晕了过去，被同事送到医院，医生说她是过度劳累导致的低血糖。可她只休息了一天，就又回到了实验室。同事们都劝她多休息，她却说：“国家等着用这个部件呢，不能因为我就耽误了时间。”

后来，左太北参与了多个国防项目的研发，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可她从不张扬，别人问起她的工作，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就是做点分内的事”。

退休后，她还经常去太行山老区，给那里的孩子们捐钱捐物。她说：“我的父亲牺牲在那里，我得替他看看那里的乡亲们，帮他们做点实事。”

2019年，79岁的左太北在北京去世。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父亲的精神传承下去，为祖国做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