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梅花于我，向来萦绕着一种朦胧又浪漫的情结。或许是因为它自古便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古人赞其“四德”，从初蕊的“元”到成熟的“贞”，涵盖生命全程的美好；后人又借五瓣形态赋予“五福”之意，寄托着对快乐、长寿等心愿的期许。而这份偏爱，更源于它在寒冬中傲然绽放的韧劲，总让人觉得自带一份清雅风骨。
近日珊姐姐来到惠州惠城，特意穿梭在古城的街巷里寻觅韵味。走到金带街时，一块写着“梅花馆”的路牌突然撞入眼帘。我立刻来了兴致：这名字和我偏爱的梅花有关吗？是什么样的人会在此落脚？是钟情梅花意境的文人，还是喜欢这份雅致的普通人？ 满心好奇驱使着我，顺着路牌指引往前走去，只想快点揭开这“梅花馆”的面纱。
珊姐姐顺着指示牌往前走，很快看到一条不足一米宽的小巷。巷子窄得很，两人并排走都得侧身，我放慢脚步，在弯弯曲曲的窄巷里绕了好一会儿，眼前终于出现一栋两层高的青砖老屋——这就是要找的梅花馆。
走近一看，老屋透着些岁月的痕迹，墙面上爬满了青绿色的青苔，墙角还积着些雨水留下的湿痕。此时大门紧锁，我在门外徘徊，让我意外的是，大门旁还有块2018年立的牌子，上面写着“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我不由得停下脚步琢磨：这老屋看着不算特别起眼，怎么就成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呢？
在珊姐姐围着梅花馆来回打量、满脑子疑惑的时候，一位路过的街坊主动搭了话。我赶紧问起老屋的故事，街坊笑着指了指那块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你看看牌子背面，上面写着原主人的来头呢！”我凑过去一看，果然有详细介绍——原主人叫张友仁，是近代有名的方志学家，老家就是惠城区桥西金带街，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年）。张友仁早年是清末贡生，后来从两广师范简易科毕业，之后在惠城、博罗、文昌这些地方的中小学当教员，还当过校长，是个有文化的人。1911年的时候，他在惠州用“张夏”做化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跟着参与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又先后做过海丰县长、福建龙溪县知事，还当过东江财政局长、广东省公路处长，在不少岗位上都做过事。1926年，他又在香港加入了致公党，最让人记住的是他修撰的《惠州西湖志》，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人称赞。
听街坊闲聊及牌子上介绍，我又在网上查阅了一下资料，我才明白，梅花馆不只是张友仁的祖居，还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这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大家都叫“东团”）的活动旧址。在抗战那时候，惠州地理位置特殊，成了很多抗日支援团体的落脚点。1939年4月，南洋的惠州籍华侨成立了“东团”，后来团部从淡水搬到了惠州。当时“东团”的团长叶锋找到了张友仁，张友仁一点没犹豫，热情地接待了大家，还把金带街梅花馆腾出来，让“东团”的成员在这里办公、住宿。
就这样，梅花馆成了“东团”的临时据点，一用就是一年多。后来国民党当局开始迫害“东团”成员，张友仁一点没怕，不仅把“东团”“两才队”的队员悄悄安置到自己的别墅里，还想办法帮队长刘查等人躲开追捕，硬是护住了这群抗日志士。
可惜的是，后来梅花馆遭到日军轰炸，一半多的建筑都被炸毁了。张家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一点点把老屋修起来。街坊说，当年修好的梅花馆可气派了：屋前有个100多平方米的大院子，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大门两边还各栽了一株梅花，“梅花馆”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院子左右两侧还有两个大大的方形金鱼池，夏天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游来游去，配上院子里的花草，特别好看。
可随着时间推移，院子里的草木慢慢枯萎，两个金鱼池也被毁坏了。后来有人在院子两侧盖起了民房，原本宽敞的院子变得只剩下一条窄窄的通道，现在住在这里的人，也只能从这条小巷子进出。已藏在深巷里的梅花馆，虽然还在风雨中挺立着，可当年象征名字的梅花，早就没了踪影。
我的思绪还飘在时光时，手想试着推开梅花馆的大门进去看看，却发现大门锁得紧紧的。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心里难免有些遗憾——这趟遇梅花馆，终究还是没能走进屋里，看看里面的模样。不过能知道这么多关于梅花馆和张友仁的故事，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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