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丁默邨保外就医竟游玄武湖，记者随手一拍让他送了命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下午三点，南京玄武湖翠洲码头出现了不寻常的一幕。一名戴金丝眼镜、穿杭纺长衫的中年男子正在倚栏投喂锦鲤，身后跟着他的妻儿和两名仆从。

这位看似悠闲的游客，正是保外就医的汪伪特务头目丁默邨。恰好《中央日报》实习记者刘文瀚正在湖畔采风，他猛然认出这张常出现在报纸上的面孔，立即用德国莱卡相机连拍七张照片。第二天，报纸头版刊出《玄武湖畔汉奸嬉春图》的专题报道，其中丁默邨笑着抚摸儿子头顶的特写引发一片哗然。随后南京市面上当天报纸售罄，司法部门前聚集着三百多名市民在抗议，他们高呼“立即枪决汉奸”。

丁默邨早年曾是陈立夫麾下的中统局第二组组长，主管着上海地区的情报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他因涉嫌贪污三万元银元的特别行动经费被撤职。赋闲上海期间，曾经的老相识周佛海正在为汪精卫物色特工人才。

在霞飞路的一次密谈中，周佛海开出月薪八百银元、配发洋房的优厚条件打动了他。三天后，丁默邨搬进了愚园路1136弄花园住宅，此地后来成为汪伪特工总部筹备处。

一九三九年早春，极司菲尔路76号铁门外挂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的牌匾。丁默邨从江苏路巡捕房招揽二十名退役巡捕，又招募青帮打手百余人，组建特务行动队。

76号成立后，当年就采购了包括美国制手铐二百副、德国造驳壳枪五十支及特制电刑设备。丁默邨把西侧车库改为刑讯室，东侧花房改成囚牢，自己在主楼二层办公，窗前可俯瞰整个院落。

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间，76号制造多起震惊上海的惨案。一九四二年八月，中国银行职员朱升源因向重庆传送金融情报，被绑在花园梧桐树下暴晒三天身亡。幸存者张国栋在战后审判时作证，丁默邨巡视刑场时常持白手帕捂鼻，却亲自调整电椅电压控制器。附近居民若是夜间听到汽车驶入76号的声响，便知第二天苏州河又会出现浮尸。

一九四四年夏，丁默邨通过旧部周镐与军统系统建立起联系。他提供给军统的第一份情报是日军在杭州湾的布防图，标注十七处炮兵阵地和三十五个碉堡坐标。军统回赠两根金条和“战后宽大处理”的口头承诺。

此后半年间，他陆续送出汪伪政府会议记录、日军调防计划等十二份文件，均用微型相机拍摄后藏于雪茄盒内传递。

日本投降后第五天，戴笠在重庆曾家岩公馆秘密接见丁默邨。两人的会面从晚间八点持续至午夜，书房灯火通明。临别时戴笠亲自送客至台阶。一周后，丁默邨手持“浙江省军事专员”的委任状返杭，入住西湖边新新饭店301套房。他每天在听取日军投降汇报时，特意敞开房门让过往行人看见。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坠机身亡的消息传至重庆白公馆。当时丁默邨正在阅读《中央日报》，手中茶杯应声跌落，茶水浸湿裤腿却浑然不觉。

戴笠之死对丁默邨是沉重打击，他失去了最有可能保全其性命的靠山。尽管丁默邨曾为南京方面提供过情报以期将功折罪，但在汹涌的“严惩汉奸”的舆论压力下，南京方面需要有所行动。

1946年3月底在苏州石路的一家小客栈中丁默邨被捕。被捕时，当局当场搜出了两把盒子炮和一沓金圆券。随后丁默邨被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看守有十二名，活动范围缩至不足十平米。

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上午九时，首都特别法庭审判庭座无虚席。丁默邨身着深色长衫，胸前金表链隐约可见。他提交文言文写就的自辩书，声称“忍辱负重维系东南民生”。

检察官徐乃堃当庭出示三组证据：76号会计科长王培五的账本、遇难者家属带来的血衣、以及一九四三年丁默邨亲笔签发的处决令。当法警抬出沾满褐色血迹的刑具时，旁听席响起压抑的抽泣声。

最高法院维持死刑判决后第十天，丁默邨启动预备计划。他让妻子杨淑慧联系上海黑市商人，用三根金条换得德国产呕吐药。服药后他能连续呕吐三天，可以造成严重脱水的假象。随后监狱医院出具“胃癌晚期，建议保外就医”的诊断书，事后开证明的主治医生被吊销行医执照。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丁默邨的游湖活动持续两小时。丁默邨不仅租画舫游湖，还在梁洲茶馆享用四碟点心。《中央日报》记者详细记录这些情况。蒋介石在牯岭官邸见报时，正用红铅笔批阅文件。侍从室人员回忆，他当场折断铅笔，责令军务局立即督办此事。

七月四日深夜，首都卫戍司令部接到手谕：“即刻收监，明日处决。”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得知消息后，带着地契求见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被警卫拦于公馆门外。次日清晨五时，看守所长打开牢门宣布执行令时，丁默邨正用牙刷清理指甲缝。他要求更换新的杭纺长衫，此请求获准。

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上午九时二十分，老虎桥监狱刑场挤满记者和市民。法警队长张启明使用加拿大制手枪执行枪决。子弹从后脑射入时，丁默邨手指仍攥着衣角线头。

当日下午，南京街头号外纷飞，茶楼酒肆收音机反复播报行刑消息。三月后，所有保外就医汉奸均被重收入监狱，最高法院加快未决案件的审理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