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收到邻居毛爱桂求助信，破例为其儿子安排工作：现在该还了

“1952年10月10日，北京中南海——主席，这是韶山来的急信。”值班秘书轻声提醒。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文件，抬头应了一句：“韶山？快拿来，我看看。”短短一句对话，把时间、地点与人物瞬间锁定，也把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乡邻情谊重新拉回了众人视野。

信纸不厚，却折痕累累。落款“毛爱桂”，毛泽东一下子被带回山村土墙与梯田环绕的少年年月。彼时两家老屋仅隔着几垄菜地，春耕时常能听见对方锄头碰击石块的声音。毛泽东虽年长二十一岁，却因族谱辈分要唤对方一声“爱桂叔”，乡里人早已司空见惯。那种半家人式的走动，既质朴又牢靠。

回忆停留最久的，是1925年冬夜里的一盏油灯。屋内毛泽东与毛爱堂商议农民协会的章程，屋外十一岁的毛爱桂守在门口。只要脚步声靠近，暗号立刻响起——“打山歌了！”借由这句人人熟悉的乡音，两位成年人得以从容切换话题，警惕地步出门外查看。“好玩不？”会后毛泽东拍拍他肩膀，小孩咧嘴一笑，“像演戏！”谁也没想到，这场“演戏”却在几年后让他付出沉重代价。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湖南乡间一夜风声鹤唳。毛爱桂跟着母亲逃难，食不果腹，长年偏食导致视力急剧下降。一次病倒在路边，乡医只摇头：“用草药先熬着吧，治不好不要怪我。”当年毛泽东已转战井冈山，山高路远，只能靠偶尔托人带口信：“务必保重身体，天一亮就赶紧走。”

战火最终熄灭。1949年湘潭城头升起红旗时，毛爱桂潸然，“革命赢了，可哥哥爱堂还没音讯。”他写信到北平打听。几个月后，毛岸英带着父亲嘱托回乡，送来一笔生活费。毛爱桂推辞，岸英笑道：“父亲说，这是人情帐，是时候还了。”一句“还了”，恰好点破此事的基调——不是施舍，是偿还。

新中国初立，公私分明成了最高纪律。毛泽东曾严令秘书：“关系户、条子风，一律不得开后门。”可当他展开这封求助信——“我眼几近失明，无力工作，想给十四岁的儿子讨个能养家糊口的位置”——犹豫仍不可避免。窗外梧桐叶沙沙作响，他掐灭烟头，提笔回复：“可向当地机关申请，予以照顾。”如此措辞，既保住政策尺度，也兑现了旧日情谊。很快，毛爱桂的儿子被安排到县营铁工厂做学徒，月得口粮票与津贴，一家人终于有了稳定来源。

工作解决后，毛泽东仍惦记那双几乎失明的眼睛。1953年春，他让湖南省委卫生厅派车接人进省城检查；1954年又批示转送长沙西区眼科医院。治疗期间，毛爱桂最常问医护：“谁替我付的费用？”对方总是笑：“您安心治，别的别操心。”直到出院那天，他才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每一笔费用都来自毛泽东用稿费私人垫付。听完他老泪纵横：“韶山几千户，我何德何能？”

1955年夏，他第一次踏入中南海。主席笑着迎上来，仍是一句“爱桂叔”，令在场警卫面面相觑。两人在勤政殿后的小花园聊到深夜，从老家田地收成聊到北京霓虹灯，再到正在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毛爱桂忽然憨憨感慨：“没想到你忙成这样，还记得我这瞎眼叔啊。”毛泽东摆摆手：“当年你帮我看门放哨，我欠你的多着呢。”

北京之行整整一个月。临行前，秘书递上二百元：“主席说这是路费加这段时间伙食，他的稿费，您收好。”毛爱桂推了两下，依旧收下——依规而来，心安理得。回到韶山，他把钱细细包好，用竹片夹在新翻的屋梁里，逢年过节才取少许，像守一份情义储蓄。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沿小路步行至上屋场。乡邻蜂拥而至，他一眼就认出毛爱桂。两人并肩坐在矮石凳上，主席顺手折根狗尾巴草把玩，叮嘱道：“眼睛虽好些，还是少劳作，真有难处再来信。”那年正遇“三年困难”，可毛爱桂始终没再提任何要求。在他看来，情分不能当作永无止境的提款机。

1976年9月9日清晨，广播里传出缓慢的《献花曲》。毛爱桂愣在门口，拐杖掉落都未察觉。午後，他挤进吊唁人潮，手里攥着那封已被翻得发白的回信，嘴里反复念着：“现在该还了，现在该还了……”明明知道对方再也听不见，却仍想把这句话说完整。

很多年后，韶山村史展柜里，压着两样旧物：一封1952年的蓝格信笺，一张1955年的北京公家车票。讲解员常对来访者说：“这几张纸讲的不是特权，而是人情偿还。”站在柜前，我也常冒出一个念头：若无那封求助信，毛主席仍是毛主席；可多了这层邻里牵挂，他的形象更添一抹烟火气，真实而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