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霜月照戎衣”：钟敬文先生忆抗战经历

“高高霜月照戎衣”：

钟敬文先生忆抗战经历

导语

钟敬文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民俗学家，同时也是充满爱国情怀的学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以笔为枪，投身军旅，从事抗战宣传鼓动工作。当时钟敬文担任《救亡日报》的特约撰稿人，参与编辑了《新军》杂志和《反侵略周报》，撰写了《抗日的民族老英雄》《指挥刀与诗笔》《牛背脊》等一系列抗战报告文学，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选刊钟敬文对抗战经历的回忆，以此追念钟敬文先生，缅怀、感恩所有为捍卫民族国家作出贡献的中国人。

1934年春，我辞去浙江大学专任讲师的职务，到日本进修，为的是充实自己的民俗学等专业知识，以便将来进一步为祖国更好地效力。1936年夏，我回到中国，仍住在杭州，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但是，日本侵略者已经把黑手伸到了华北，国家形势岌岌可危。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暂时形成。全国人民又欢喜又兴奋，因为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就在眼前了。国民党政府为了普及军事知识，加强抗战实力，命令各学校师生都从事军事训练。我工作的学校在离杭州二三十里的一个山坡上，我们每天都练习枪操，精神十分振奋，认为扛枪卫国，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60年代我所作的《花甲杂诗》中有一首就是吟咏此事的。诗云：

关东沃土已沉沦，

逐逐狼心未有垠。

一例练枪期卫国，

非常时节敢因循?

第二年(1937)夏，卢沟桥抗战的炮声响起来了，全国人民都感到紧张和痛快。可是，很不幸，当时因为患伤寒病，我正僵卧在杭州一家医院里。直到敌军迫近这座危城时，我才被用山篼抬离杭州，溯富春江西上，直到女埠这个小市镇，才住下来休养。病稍愈后，又由上饶转南昌、衡阳，最后到达桂林，暂时在从无锡移来的江苏教育学院等校教课。

当我初到桂林时，适遇原来暂驻衡山的联大转移昆明，一部分师生都从这条路走。我在湖边旅馆见到朱自清先生，跟他谈到战区和沦陷区文物遭破坏的情形。朱先生用坚决、自信的口气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听了非常感动。因为他说出了当时我国大多数头脑清楚的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这时，我任教的教育学院，地址在漓江东边的七星岩旁边。我的住所却在城内榕湖附近的马皇背。白天日机常来轰炸，市民都跑到郊区的岩洞去躲避。但避不胜避，往往就蹲在寓所里不走了。有时飞机投弹，落在住所前后，那古屋的尘埃和墙壁的灰泥，纷纷落到我们头上或地上。我们切齿之余，更加强了抗敌的决心。我当时教的是国文，但在讲解中随处注入爱国抗敌的思想。1983年春，我因参加全国科学规划的会议，重到桂林，会余去找寻南门内的旧居，已经被拆毁，改建了新楼。我不自禁地口占了下录绝句：

战时曾寓古南门，

霹雳妖雷切齿闻。

谁识传经心事苦，

花桥风雨往来频。

它多少传述了当时我的境况和心态。

这年七八月间，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政治部在广州成立。友人尚仲衣博士(进步教育家，为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三位参加学生抗议活动的教授之一)被任为第三组(宣传组)组长。他来电要我去共同工作，我也不甘于在后方躲避飞机和听炸弹的生活，于是，买舟南下，经过梧州，转到广州。我在政治部的职务是上校视察专员，实际却是帮助第三组做对民众及敌军的宣传工作。当时，第三组有许多共产党员，如叶兆南(即孙大光)、石辟澜、黄新波等。我们颇能通力合作，并且我受到了教益。

同时，因为国共合作还没有受到较大的破坏，在广州，进步人士(共产党员与党外左派)还有一定活动余地，如出刊物(《救亡日报》、《新战线》等)以及各种反日的政治性、文化性集会都还能进行，因此，广州市一时形成一种进步的昂扬气氛。这不但对我们的宣传工作有利，也使我在密切的合作中得到了有益的锻炼。

由于粤军的抵抗不力，敌军得以长驱直入，很快就迫近了广州市。战区长官司令部北撤至三华，政治部也随之北撤到翁源。记得我们离开广州时，坐的是最后一班火车(接着就停驶了)。那是9月的黄昏，车站电灯通明，万头攒动，秩序混乱。《救亡日报》社的夏衍、林林等同志到车站送我们(他们要坚守岗位，出版最后一张报纸，然后才步行从西江往广西)。我后来赠夏衍的诗，开头两句云“记曾感极句难搜，危驿千灯照别愁”,写的正是这个情景。

在火车上，我恰好同乔冠华君同坐在一个装货物的车箱上。他原是我留学时相识的，在政治部时，他又是长官司令部的同事(他在司令部编辑一种信息性内部刊物《国际一周》),我们有时也见面谈谈。这次相遇完全出于偶然。白天，敌机不断跟踪侦察和投弹。因此，火车只得停驶，乘客也各自下车找地方隐蔽。记得那一天，我跟他到离车站不远的一个小村里，在农家吃了饭之后，就转到附近小树林里。我们既痛谈政局，又漫谈文学(他熟悉德国文学),困了就在草地上睡觉，直到天色黑下来，火车鸣笛催客，我们才回去躺在那些似乎是盐包的临时床铺上。

经过了一番跋涉，我们到了翁源，驻扎在城外的一个古庙里。这里离前线比较远，听不到枪声、炮声，部里暂时也没有安排什么工作。但是，为了警戒，部里人员，夜里须排班巡逻。我这个专员也不能免。这时已秋高，在山野里，晚上颇感到寒意。但穿着戎装，拿着武器，虽然没有交火，也多少有些自豪的气概。60年代前期，我所写的回忆诗篇《花甲杂诗》里，有一首就是状写那些时候的情景的：

大鹏湾失羊城陷，

到耳军情日日非。

最忆翁江严逻夜，

高高霜月照戎衣。

在当时，想起这次广州的失守，我的心情很难过。可以看到我国旧式军队是怎样有名无实。当时正值重阳节，我满腔悲愤，曾经口占了一首七律。现在此录出，以见当时那种如沸的心情。

竟来此地过重阳，

思陟危峰瞰大荒。

万里西风丛血泪，

百年佳节几杯觞。

谣中白雁真成谶，

梦里黄花浪有香。

微力未宣私议在，

翁流宁识此心伤?

第三联首句，用南宋末所传“白雁来”照应“伯彦来”的民谣，以指日军的入侵广东。第二句暗嘲广东军队的“银样镴枪头”。结联意谓我抱着满腔热血回到故乡，还没有尽到力量，便见到这种败局，心里是怀抱着不满的。那日夜奔流着的翁江之水又怎样知道我的痛心呢?大有“有苦无处诉”的意思。

由于广东军事的失败，国民党中央与地方派军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四战区司令部被改组，政治部自难逃毒手。第三组是个重灾区，从组长起到许多同志，多被解职了。组长换了一个他们派系的人。我暂时被留下了一段时间，做教授训练班日语的工作。这期间，我精神感到压抑，在所作诗歌里表现出来。例如《南雄感兴》云“入海屠鲸意壮哉，眼前琐琐负初来”之类。不久我自请离职，又在地方绥靖公署政治部住了一些时候，主要的活动，是跟杨晦、黄药眠等作家到前线去慰劳军民和搜集写作抗战文学资料，并与陈原同志共同编辑《新军》杂志。

恰巧这时候，中山大学从云南徵江(现澄江)搬回粤北，招我去教书。我就于1941年初，回到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1927年秋至次年夏，我也曾经在该系工作过)。过去两年多不平常的生活和工作实践，不但使我领会到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及其实质所在，更使我从20年代中期以来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到实践和印证。它像创世神话里那神人所捏的泥人，被他(或她)吹了一口气之后，就活起来了。我有了这种精神的变化，虽仍然回到比较狭小、静止的学院，但是，我对学问、学生等的看法和态度就与过去大不相同了。

在抗日战争前期，我的精神收获，除所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实化之外，在学艺上也有一些成果。首先，我又写作了20首新诗(结集成《未来的春》,1940年),它是在我第一个新诗集《海滨的二月》出版十年后写成的，在思想、感情和风格上都具有这时期的明显烙印。其次，我写作了近十篇的战地报告文学。在20年代中后期，我虽然出版了三个散文集，但是，内容大都是抒写个人心情及品题山水、人物的。而这时期的报告却是描摹火热的现实事象，并寄寓着我眷爱祖国的激情，文词也较为整饬、洗练。这是我散文写作史上的一个新垦地。

此外，我还写作了许多关于文艺的短论、序跋、讲话稿及数十首旧体诗。这些大都有着新情思、新境界。上述这些成果，本身未必有什么超越之处，但是它是与当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哀乐联结在一起的，也是与我这时期整个意识形态的变动和腾跃血肉相关的。

战争真是一个烘炉，它烧毁了许多东西，也炼铸了许多东西。

文章选自《钟敬文学述》2000年9月第1版

（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选刊时有少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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