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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一种农药迅速在中国农村普及,它叫百草枯。
几块钱一瓶,见效极快,杂草两三天内枯死,农民拍手称好,农业产量也随之提升。
可短短几年后,这个好东西就成了死亡之水,而百草枯的核心研发者李德军,也因此心怀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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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百草枯不是在中国发明的,最早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英国,彼时它被视为农药界的革新,凭着灭草速度快、成本低、遇土钝化不残留等优势,很快风靡欧美。
进入80年代后,这种药物以进口形式进入中国,但价格昂贵,难以推广。
到了1996年,李德军接到任务,要研发国产百草枯,他是山东省农药研究所的副所长,平时话不多,但做事扎实。
他带着团队反复实验、改进工艺,终于在2000年把国产百草枯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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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公司获得技术转让后,产品迅速铺向全国农村,价格降了,效果没变,农民用了都说好。
那几年,李德军常常被请去做报告,说他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是中国农药工业的英雄。
但与此同时,一个他始料未及的现象悄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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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医院陆续接到因百草枯中毒的病人,这些人不是喷药时不小心吸入,也不是误食作物残留,而是直接喝下去的,短短几年,死亡人数飙升,从每年几百人增加到了上千人。
喝百草枯的人,有的是想吓吓家人,有的是一时冲动,甚至还有小孩因吵架而误服。
一个9岁的小男孩,因为跟同学吵架,一气之下喝了家里的百草枯,抢救无效死亡,还有一位母亲,为了教训丈夫,喝了一口,结果在医院躺了20多天,意识清醒地慢慢死去。
更令人心碎的是一些农村孩子,因家庭矛盾误服百草枯后,短短几天内器官衰竭,肺部纤维化,最终窒息而亡,他们虽然全程清醒,可医生也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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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的毒性太强了,成人只需喝下区区3到10毫升,就可能致命,即便喝下后立刻催吐、洗胃,也很难救回来。
它不像其他毒物会迅速昏迷,反而让人保持清醒,直到器官一个个衰竭,最后痛苦死去。
更可怕的是,它曾是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跟水一样,很多孩子误以为是饮料,也有老人当成凉茶喝下。
2004年,国家开始要求在百草枯中添加催吐剂和染色剂,李德军也想尽办法改进配方,比如让它变成不好喝的颜色、加入臭味剂、甚至改成固体胶剂。
结果却是,那些真正想喝的人,依然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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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家正式撤销百草枯水剂的生产许可,两年后禁止销售和使用,到2020年,中国全面禁止百草枯可溶胶剂销售,也就是说,从那以后,这种药物在中国彻底下架。
可它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些人从黑市购买,有些农村家庭还留有库存,而且中国每年仍然向国外出口4000吨百草枯,占全球产量一半。
有人说,百草枯不是罪魁祸首,是那些轻生的人错了,也有人说,既然它杀人那么快,就不该存在,还有人提出讽刺的观点,火车也能撞死人,难道火车也要禁?
但更多的声音开始理性,工具没有对错,关键在于使用的人和社会的引导,百草枯毒性确实高,但它也确实帮农民除过草、提升过产量,一刀切禁用,是不得已的选择,不是简单的善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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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波,也暴露出现在很多人心理健康的短板,很多人情绪崩溃时,没有人倾诉,找不到出口,百草枯便宜、易得、有效,成了不该成为的解决方式。
媒体开始呼吁,要加强生命教育、心理干预,让人知道生命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东西。
政府也在行动,除了禁令执行外,还在推动替代品研发,清查非法销售,学者建议包装要更难打开、气味更刺鼻,还要提高购买门槛,甚至限制个人购买。
李德军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他自己为这项发明愧疚了二十多年,每次看到新闻里有人因为百草枯去世,心里就像被刀割。
他曾经为自己的技术骄傲,后来却只能把这份愧疚埋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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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他发明的是农药,不是毒药,只是这个世界总有漏洞,让一瓶农药变成了很多人生命的终点。
也许问题不在百草枯,而在我们这个社会如何对待冲动、痛苦和绝望。
也许真正需要除草 的不是田地,而是我们对生命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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