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津沙｜教育家邓鹤丹与聚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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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邓鹤丹

邓鹤丹（1873—1943），字缡仙，邓石泉第六子，邓鹤年之弟，江津白沙镇人。

邓鹤丹能文擅画，同时也精通书法。1902年邓鹤丹考取秀才，这年年末父亲邓石泉问他想做什么，邓鹤丹说想当教师，邓石泉犹豫了半天责备他说“学无所得而为师”，要求他学习经商，但桀骜的邓鹤丹不同意，坚决要当老师，辍学后的邓鹤丹依然在家坚持自学。邓鹤丹在家学习了两年后，父亲邓石泉对儿子的志向也渐渐认同了，1904邓鹤丹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考入了成都蒙学师范学堂，在成都蒙学师范学堂的邓鹤丹十分勤奋，成绩也很突出。半年后邓鹤丹回到白沙，正好遇到江津县选秀才出国留学，经过几轮严格的筛选邓鹤丹最终脱颖而出。赴日后他先入日本法政大学，后与好友程芝轩同入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学习。留日时，他还结识了陈天华、于右任、程潜、肖湘等进步青年，并加入了同盟会。

1906年，邓鹤丹学成回国后致力创办新学并参与辛亥革命。带着新思想回来的邓鹤丹协助二哥邓鹤翔按照日本学校的模式开办新学。邓鹤丹还先后延请了他在日本留学时候的同学程昌祺、萧湘、唐定章和陶岁霖等来聚奎学堂执教。他还按照日本的建筑模式在聚奎学堂修建了石柱楼教室，又从日本购进了一批图书和仪器。

▲百年名校聚奎中学九曲池

1907年，邓鹤丹出任江津视学，他将学务局改为劝学所，在江津县内增设了大批初小。民国初年，他先后出任重庆联中、江津中学校长。1917年，他出任江津中学校长，当时正值川黔军阀混战，学校被军阀占据三个月，战乱平息后，他马上动员全校师生补课80天。“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江津，江津中学的聂荣臻等进步学生发起响应，上街游行，邓鹤丹对此加以了阻扰，但是邓鹤丹暑假回白沙后态度却发生了转变，大力支持了白沙学界联合会的爱国运动。

这期间，邓鹤丹历任江津县视学、四川省中区、中南区视学及江津县教育局长，亦曾先后任重庆联合县立中学、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及泸县川南联立师范学校校长。足跡所至，无不励精图治，致力建树，成效卓著，赢得教育家清誉。

▲聚奎中学门前的邓鹤丹题词。摄影/黄淳

1925年，聚奎学校改为私立，邓鹤丹出任聚奎学校董事主任。其后18年为振兴聚奎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他亲题校门楹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确立聚奎办学宗旨。他以身作则尊师重教，且知人善任，选贤与能以作聚奎良师。抗战期间，他礼聘诸多大师名家来校讲学，培育聚奎笃实学风和学子高远志向。他联袂亲友捐赠私产，筹资银元百万，扩大校园，增添校舍，奠定聚奎校园恢宏秀丽之基本格局。邓鹤丹为国育英，秉公无私，布衣草履，淡泊一生，人称“一方物望，社会正人”。邓鹤丹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认为：“居今世而言合群保种，巩固国基，舍培植人才无以为功。欲举国之人养成急功赴义，有爱国爱世之精神，非教育无以发皇其民气，故谋国要图首在振兴教育”。

1932年，邓鹤丹在泸州川南师范任校长时，偶然结识了一位朝鲜爱国志士林义铎，两人一见如故。回到学校后，邓鹤丹便聘请林义铎为校医，并为他筹建了一家医院，帮助他一边行医一边联络朝鲜同志进行抗日救国运动。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邓鹤丹立即派教师唐秀垠收听广播，当时，白沙只有聚奎学堂有一台收音机，邓鹤丹让唐秀垠将有关抗日的新闻记录下来，第二天印发白沙各有关单位参考。

▲聚奎中学

邓鹤丹在办学上注重择师、尊师。他接管聚奎后，立即以高薪聘请陈方联任训育，聘请陈光鲁、蔡说岩等名师来校执教。

抗战爆发后，邓鹤丹聘周光午任聚奎校长，以后又聘黄徳毅、颜实甫等教育界的著名人士继任校长。当时，来白沙的省外文人很多，邓鹤丹抓住机会，大量聘请省外、县外的优秀教师来聚奎执教。他还利用星期日邀请所结交的名人来校兼课，又以优厚的待遇争取了一些人留在聚奎作专职教师。蒋复璁、卢前、台静农、胡小石、陈独秀、冯玉祥、梁漱溟、欧阳渐、佘雪曼、外国友人文幼章等许多学者、名人都曾应邀来校，在鹤年堂作演讲。

邓鹤丹一生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每逢端午节、中秋节，他总是要自己出钱做粽子、糍粑并分发给教师，遇到柑橘成熟的时候他也要请人摘送一些给在校执教的老师。有一年夏天，学校的竹席不够，他便叫人把自己家里所有的竹席拿来学校，家里有人嘀咕着说：“拿走了，我们就没有了。”他知道后说：“老师也没有呢！”

▲邓家祠堂，1939年抗战期间，邓家族人将祠堂腾出作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办公处。摄影/马文浩

1942年，邓鹤丹七十大寿，当时恰逢校庆聚会，他的儿子邓燮纪从复旦大学毕业在重庆经商，当时也在场。有人请燮纪讲话，邓鹤丹认为燮纪离开聚奎母校的时间不太长，在场的许多人都是他的老师，不许儿子讲话，只是叫儿子跪下，当众向师长们叩头谢恩。

邓鹤丹以其毕生精力追求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的奋斗精神深受社会各界的赞许。友人于右任曾提“奋乎百世”相赠。卢前《双调·水仙子·白沙山居》：“山奇石亦奇，更有奇人邓。茅屋两三间，图书左右陈。闲来独坐听泉声，雨后看云生。是非不到白云岭，荣辱无关青史名。算先生，高处胜。”所谓的“奇人”就是邓鹤丹。1941年，教育部为邓鹤丹颁发一等奖状，这是对他的办学成就的肯定。1943年10月，邓鹤丹因脑溢血逝世于白沙蹓马岗，葬于黑石山梅林。

全面抗战爆发后，东部沦陷区90%的高校和70%的中等学校被迫内迁。国民政府提出“战时教育须作平时看”的方针，私立聚奎中学的转型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典型个案。邓鹤丹敏锐意识到“教育延续即民族延续”，其聘请留德教育家周光午任校长，体现了民间力量对抗战教育的自觉担当。这种“企业家+教育家”的办学模式，使私立聚奎中学创造了“三个结合”的办学特色，赢得“蜀中学校之冠”美誉。通识与专才结合，在常规课程外开设《抗战地理》《国防化学》等特色课程；教学与研究结合，利用学者云集优势成立“蜀中文化研究室”；本土与国际结合，周光午引入德国实科教育理念，改编教材适应战时需要。

▲抗战时期的聚奎校园

由于邓鹤丹、周光午两位教育家的同心同德，战时津沙文化区本土私立中学聚奎以其魅力聚集了一批学者，他们与迁建白沙的国立编译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呼应，形成津沙文化区“白沙学派”的学术脉络。聚奎学人们通过《聚奎校刊》传播“教育建国”理念，使这所私立乡镇中学成为战时文化传播节点，从而成为名校。这种民间自发的教育坚守，与官方主导的院校西迁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韧性。

战时聚奎中学的案例证明，教育西迁不仅是空间位移，更是文明火种的创造性转化。邓鹤丹、周光午等人以教育为战场，实现了“保国必先保学，保学即是保国”的誓言，为战后教育重建储备了珍贵的人力与文化资源。据1943年教育部统计，该校培养的毕业生中有17%考入西南联大等著名内迁高校，远超四川当地平均水平。

文字由文史顾问钟治德提供

编辑：李婉龄 编审：吴　刚

值班副总编辑：贺宝胜

总编辑：黄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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