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 从文化卫道士到专制鼓吹手

韩愈

韩愈为君主专制制度撰写的最有力的辩护词，就是圣人与道同体、为君为师、拯救人类说。在韩愈看来，君主与圣人有时是同义词，“帝之与王，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原道》）。圣人论的主旨是君主论。

韩愈认为是圣人使人类不为禽兽，使中华不为夷狄。他说：“民之初生，固若夷狄禽兽然；圣人者立，然后知宫居而粒食，亲亲而尊尊，生者养而死者藏。”（《送浮屠文畅师序》）在《原道》中他详细陈述了圣人创制立法，给人类带来文化和文明的历史过程。他说：“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圣人不仅教会了人类衣食住行，工商医药，而且“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壹（抑）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除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总而言之，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圣人发明创造的，“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人类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圣人为君为师，有礼乐刑政，有君主制度。这就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

刘泽华

韩愈认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君主，在政治上应划分为君、臣、民三个身份和规范完全不同的等级。他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按照这种政治关系和政治规范，君主是政治的主宰，臣下是执行君命的工具，民众是有政治义务而无政治权利的被统治者。每一等级都应各守其职，各尽其分，“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原道》）。臣民不尽心听命于君主，供奉其长上，则杀无赦，因为依照伦理道德，“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是“灭其天常”（《原道》）。

在观念上和现实中，国家和臣民是君主的私有物或附属物，据此，韩愈主张推行愚民政策。他在《本政》一文中提出：“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不仅不准民众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且政令之所以然也不能让民众知晓。君主不把施治之道昭示给民众，民众就不会有政治智慧和参政要求。民众对政治越麻木，民风也就越淳正，政令也就易通行，这种治人之道是最理想的。在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最容易统治的就是愚昧无知、恭顺王命的愚民，将治术“明示民”，反而会“以导民乱”（《本政》）。这里，韩愈把儒家的专制主义理论阐发得淋漓尽致。

同其他儒者和忠臣一样，韩愈的政治思想中也有兼济天下、关心民瘼的一面。他主张“事君以道，无惮杀身”（《为裴相公让官表》）。在《顺宗实录》中，他对唐王朝的横征暴敛有深刻的揭露。他曾为民请命而遭贬谪。据《新唐书·韩愈传》载，他在地方上是一个“有爱在民”的父母官。一方面尊君抑民，持民不事上则杀无赦论，另一方面为民请命，爱民如子，这难道不自相矛盾吗？在韩愈看来，这并不矛盾，理由是：君与民是“相生养”的关系，为民请命和为民请杀都是为了维护“相生养”之道。他在《圬者王承福传》中，借圬者之口，讲了一套“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的道理。在君主制度下，“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士农工商各食其能，互相服务。民理应勤于其业以奉养君上。“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既然君与民是相生养的关系，那么民不事上当诛，君不理民则失道。“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争臣论》），“所欲忠者，国与主耳”（《张中丞传后叙》）。为民请杀和为民请命都是为了尽职尽责，忠君报国。韩愈一再表示：“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争臣论》）其政治主张和思想言行表明，他的确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忠贞之臣。

本文选自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