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父亲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历史时刻，全中国人民都采取各种方式进行隆重纪念。《共产党宣言》作为一部标志性著作也更加深入中国人民的内心。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很多场合，多次提及我父亲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的趣事。这让我深受感动，也让我再次追忆父亲的足迹。

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位热血的爱国青年。他在读中学时，看到我们国家非常贫穷落后，就想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到日本留学四年半，拼命地读书，读了三个大学，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还有一个物理夜校，既学文学、法学、哲学，还学数理化。他非常关心当时的政治，基于爱国热忱，在留学期间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的各项爱国学生运动，积极投入当地留日学生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和反对洪宪帝制的政治斗争。十月革命的炮火震撼了世界，也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就在此时，父亲结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在他们的启发和帮助下，父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在课余时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河上肇、山川均等翻译的马克思经典著作。他逐渐认识到，除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还可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拯救中国。

1919 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我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大批中国留学生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纷纷回到祖国。我父亲也不例外，于1919年6月回国，应聘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这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已经冲击到了浙江。浙江一师在当时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其校长经亨颐兼任省教育会会长，是个新派人物。父亲到了一师以后，立即投身于正在蓬勃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进步教师一起搞语文改革，教新文学作品，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并支持学生创办进步刊物《浙江新潮》等。他为学生上的第一课，就是鲁迅的白话文《狂人日记》。

父亲的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叫《非孝》的文章，发表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因为文章反对不平等的“孝道”，主张平等的“爱”，反抗封建礼教，被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当局查封了《浙江新潮》，要开除校长经亨颐以及陈望道等四名国文教员，引起全校师生的抗议。1920年3月，浙江一师学生掀起了一场维护和巩固新文化运动的“一师风潮”。在“一师风潮”中，当局调动数百名武装军警包围学生。父亲为了保护学生，就站在学生前面，挡着那些刺刀。

“一师风潮”对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后来在回顾翻译《共产党宣言》前后经历时讲道：“这次查办斗争使我更加认识到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也就在这次事件的锻炼和启发下，在事件结束之后，回到我的故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去，进修马克思主义，并且试译《共产党宣言》。”

那时候他收到了邵力子的来信，谈及担任《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希望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父亲马上答应下来。恩格斯曾说过，要将这本书翻译成其他文字是异常困难的，不单单是文字上的问题，还因为这里边有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懂这个理论，就不可能翻译得确切。戴季陶提出了译者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一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深入了解；二是要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要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当时邵力子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编，我父亲给《觉悟》写了很多文章，他对我父亲很了解。父亲曾在之江大学学了两年英文，学得很好。后来到日本留学，精通日语，且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父亲小的时候，从六岁开始读私塾，读了十年的四书五经，中文基础很扎实。邵力子说我父亲的文笔很好，且翻译了很多文章，可以看出的确是有翻译功底的。而且他说，之所以我父亲会进入他的视野，是因为在“一师风潮”中父亲的表现。于是邵力子便把父亲推荐给了《星期评论》，并表示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我父亲的翻译工作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有一个安全又清净的环境，他躲进了义乌分水塘村的一个破旧的柴屋里。这间柴屋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在山区农村的初春天气里，还不时有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向他袭来，冻得他手脚发麻。柴屋内只有极简单的几件用具，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伴随着他度过了那段难忘的翻译历程。

在这段艰苦又难忘的翻译历程中，有一件小事、趣事多次被习近平总书记提及，令人难以忘怀。那是1920年4月初的一天，父亲正在破旧的柴屋中废寝忘食地进行翻译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他的一日三餐和茶水等，常常由其母亲送过来。一天母亲端来粽子和一碟红糖给他吃，吃完后，在收拾碗筷时，竟发现他满嘴墨汁。原来父亲专心致志翻译，竟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吃粽子，却浑然不觉，当母亲问他甜不甜时，他答道：“够甜，够甜的了！”

父亲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我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用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性文件的全貌。《共产党宣言》一经出版，立即受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还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1921年的新年，在陈独秀的倡议下，小组决定给上海人民拜年，给每家每户分发贺年片。于是，父亲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内容起草了一份鼓动劳苦大众起来反对剥削者的“太平歌”，印在贺年片的反面，而正面则写上“恭贺新禧”四个大字。一共七八个人全部都去。父亲他们这一路去“大世界”和南市，沈雁冰、李汉俊、李达都参加了。陈独秀等人去另一路。两路都是每家送一张贺年片，人们一看到贺年片就惊呼：“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部分版本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正式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建设，对党的领袖人物、革命先驱者的成长，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共产党宣言》出版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时候。《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对早期党的发起和组成，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共产党宣言》一书对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对他由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有很大的影响。毛主席曾在1936年对斯诺说过这样的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就包括父亲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但是在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和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一样，妄图千方百计扼杀、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父亲也曾回忆说：“在反动统治之下，马克思主义书籍是‘禁书’。反动派常把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所谓‘公妻’‘共产’‘洪水猛兽’牵连在一起，想以此来扼杀马克思主义。”我父亲作为译者也因此一再受到迫害。直到1933年父亲应聘到安徽大学任教，国民党《社会新闻》获悉后马上刊出一则消息：“《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最近拟定赤化安大计划如何如何，已于某月某日走马上任矣”，并把这份报纸寄给安大的校长、院长、系主任。父亲抵安大时，“新闻”已经先他而到，接踵而来的便是盯哨、监视和无休止的迫害。

“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真理在无声地前进，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后曾一再翻印，广为传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单是平民书社从1926年1到5月就翻印了10次。北伐战争时期，曾将这个译本在军内散发，几乎人手一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也曾多次翻印。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有时不得不将书伪装起来，如书名只写“宣言”两字；译者也一再改名，如用“陈佛突”等；或者改变出版地点，改写成广州出版，等等。《共产党宣言》的这个中译本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译本，由此可见我父亲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党的理论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