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日本授勋，新加坡缺席九三阅兵，2015年未出席

2025年9月3日，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如期筹备，东盟六国领导人先后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参会，成为区域内维护历史正义的重要声音。

不过，作为东南亚重要经济体且华人占比超74%的新加坡，却再次缺席了这一历史性场合。

不仅如此，就在纪念活动倒计时之际，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现身东京，从日本政府手中接过“旭日大绶章”，并公开表示“这是对新加坡几代人努力的认可”。

这一行为在亚洲社交媒体掀起波澜，让不少人都疑惑，为何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新加坡，会在历史纪念的关键节点做出这样的选择？

2025年8月下旬，东盟各国对中国九三阅兵的回应逐渐清晰。

印尼总统佐科通过总统府官网发表声明，称“出席纪念活动是对二战期间亚洲各国牺牲者的致敬，也是对和平的承诺”，并透露将携带二战期间印尼华侨抗日史料参会。

马来西亚总理安华则在国会质询中表示，将借参会机会与中国签署《历史认知合作备忘录》，共同推进二战历史教育。

反观新加坡，外交部仅以“遵循中立外交原则，不轻易参与双边纪念活动”模糊回应，未提及是否参会，这一态度与2015年李显龙以“国内事务繁忙”缺席九三阅兵的做法如出一辙。

在日本东京，一则授勋仪式的细节被媒体曝光。

据日本外务省官网披露，“旭日大绶章”授予理由为“表彰李显龙任内推动新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升级、促进科技合作”。

仪式上李显龙弯腰向日本首相致谢的照片，被《联合早报》《海峡时报》等媒体转载后，引发新加坡国内华人社群的不满。

这种东盟多数国家与新加坡的立场对比，不仅凸显了新加坡外交选择的特殊性，更让李显龙接受授勋的行为蒙上了“背离历史共识”的色彩。

当外界聚焦于新加坡与东盟的立场差异时，回溯历史便会发现，李显龙的选择与新加坡自身的历史记忆存在着更深刻的矛盾。

根据2024年新加坡发布的《新加坡沦陷时期平民伤亡调查报告》显示，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在3天内实施的“肃清行动”中，以“甄别反日分子”为由，对华人平民展开了大规模屠杀。

其中保守估算死亡人数达5万至10万，远超日军战后仅承认的5000人。

报告中收录的幸存者证词显示，日军曾将平民集中在樟宜海滩、武吉知马等地，用机枪扫射后抛尸海中，部分区域的海水因血迹染红长达数周。

而李显龙的父亲、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正是这场惨案的亲历者，在其回忆录《李光耀回忆录：风雨独立路》中，他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这段记录不仅被收录进新加坡中小学历史课本《新加坡史：从殖民到独立》，更成为每年2月15日“全面防卫日”的核心教育素材。

只是，历史的沉重记忆在李显龙接受旭日大绶章的行为中显得格外突兀，尤其是这一勋章的历史并不光彩。

二战期间，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均曾获得该勋章，他们的名字至今仍被刻在日本靖国神社的“英灵名录”中。

所以，李显龙接受旭日大绶章的行为，不再只是单纯的外交礼仪，而是对历史态度的直观体现，外界都说他是“骑墙派”，可这一回，李显龙显然是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不过，李显龙接受日本授勋的行为，要是重新放在当前亚洲区域格局中审视，其实是很复杂的。

2025年8月，印度总理莫迪访日，双方签署《日印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行动计划》，明确未来五年推动50万人才交流，并在半导体制造、海上安全领域深化合作。

日本还承诺向印度提供50亿美元贷款，支持印度“芯片自主计划”，这一合作被外界解读为“日印联手加强在东南亚影响力”，而新加坡则恰好处在这一合作网络的关键节点。

数据显示，2025年印度在新加坡的投资同比增长21.6%，塔塔集团、Infosys等印度企业纷纷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聚焦数字经济与金融科技领域。

新加坡星展银行也宣布与印度国家银行合作，推出“新印跨境支付通道”，简化双边贸易结算流程。

新加坡也仍在中美博弈中保持“中立”姿态。

这种“多方下注”的外交策略，使得李显龙接受日本授勋的行为，被赋予了更多地缘博弈的意味。

也就是说，他是为了通过强化与日本的关系，从而试图在日印、中美等多组关系中巩固新加坡的“枢纽地位”，确保在区域格局变动中不被边缘化。

但这种策略并非没有风险，新加坡若持续在历史问题上模糊立场，可能影响其与中韩等历史受害国的民间互信，进而制约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合作。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此次九三阅兵筹备过程中，中国多个省市的文旅部门暂停了与新加坡的“二战历史研学合作项目”，也算是对李显龙“出格”行为的一种警告吧。

未来，新加坡能否在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之间找到平衡？这不仅关乎其自身的国家认同构建，更影响着亚洲区域秩序的道德底色。

而李显龙接受日本授勋的争议，或许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警示，在追求利益的道路上，不应丢掉历史的底线；在大国博弈的棋局中，更需守住正义的初心。

唯有如此，才能在变动的格局中，真正赢得尊重与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