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携带大量金条去台湾，不幸葬身海底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夜里，基隆港的风特别冷。

叶秀峰坐在码头边，一句话不说，双手插在旧呢大衣口袋里，眼睛盯着海面。

有人路过，还以为是哪位退休老兵在那儿发呆。

可没人知道，他在等一艘永远不会靠岸的船。

其实，那船早沉了。

几十年前的事了。1949年1月26号深夜，上海吴淞口。

那时候的“太平轮”，本来就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客货船，设计载客五百来人，结果上了超过一千，挤得人连站都站不稳。

甲板上、舱口边、货箱之间，全是人。

每个人都想逃。

有人带着家人，有人带着金子，有人只带了一张票。

叶诚章，叶秀峰的独子，二十多岁，穿了件深色呢子大衣，戴着一顶毛呢帽子。

他身边放着几只木箱，用麻绳捆得死死的。

每个箱子上都贴着标签：“生活用品”。

可里面装的是什么，他自己最清楚。

2700根金条，平均每根一公斤左右。

外面用油纸和牛皮纸包着，封得严实。

那时候黄金收购价疯涨，一根能折合一百多银元。

整个一船人，没人知道这批金条的份量。

也没人知道，叶诚章其实是中统局长亲自安排的“押运员”。

说起来，那会儿整个南京政府都快撑不住了。

中统、军统、财政部、外交部……各路人马都在收拾细软，准备“转进”台湾。

叶秀峰身为中统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之一，消息自然灵通。

他没急着走。

他太清楚，一旦离开大陆，很多旧账就追不上了。

可他也知道，自己不能两手空空走。

于是他做了决定：让儿子先走，带着所有的“退路”。

装箱、过关、登船，全是他亲自安排的。

没有让任何下属插手。

有人劝他：“叶长官，这事儿让别人去吧。”他摆了摆手，只说了句：“靠不住。”

可惜，再怎么谨慎，也敌不过天灾人祸。

那天晚上，港口管控混乱，灯塔熄了，航标也没亮。

船员纪律早就散了。

有人在轮机室赌钱，有人临时卖票上人。

船长早该拒绝起航，可谁也不敢担这个责任。22点40分左右，江面起雾，能见度不到五十米。

一艘货轮“建元轮”突然从侧面撞上来。

太平轮船身一震，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

船长一开始没当回事，说“没事，继续开”。

结果15分钟后，船体开始倾斜。

有人开始跳海，慌乱中喊声四起。

叶诚章没跳。

他在三等舱末尾，拼命想把那些箱子重新捆好。

他知道这批东西的分量。

可惜，根本来不及。

船断成了两截，海水灌进来，三四分钟就没顶了。932人，只有36人生还。

这事儿后来几乎没人提。

那时候的官方报纸只登了三期短讯，连完整名单都没公布。

叶诚章的名字，也从未出现在任何通告里。

叶秀峰是后来才知道的。

收到讣告那天，他昏过去了。

醒来第一句话是：“上天不让我去台湾。”

说实话，那段时间他的处境也不好受。

中统内部早就风声四起，很多人知道他囤金条的事。

可没人敢说破。

等他终于带着残部去了台湾，身边的亲信只剩几个。

到了台北，住在新店一带的眷村里，一间不到二十平的小屋。

每月靠20元津贴过日子，还要典当旧表、地图册、皮鞋。

他拒绝接受任何实职任命，说：“我不再管事了。”

有一次，《中央日报》的记者想采访他。

他冷冷说了一句：“过去的事，不谈。”

可他还是常去基隆港。

一个人坐公交车，拄着拐杖，到了港边就一直看海。

有人听见他小声念叨：“那边就沉在这边。”

他晚年患有心衰，走路都费劲。

房东后来都不收他租金。

他也没什么亲戚来往。1986年，老特务王启德回忆：“叶老一个人住，屋子里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1990年冬天，他死于心力衰竭。

没有追悼会，没有遗像。

墓碑上没刻名字，旁边的老人说：“这个坟，好多年没人扫过。”

说起来，那批金条到底去哪了，没人知道。

1951年，公安部曾整理过一份调查材料，说“海底探测未发现金属异常”。

也有人说，有渔民打捞过锈蚀的金属块，被军方接走了。

还有传闻说，九十年代有潜水员下过水，但没有留下任何报告。

按现在的黄金价格算，那批金条价值超过20亿人民币。

可舟山群岛那片海域，到现在也没有设立官方纪念碑。

只有一块私人立的石碑，刻了遇难者编号，很多都是无名。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叶局长”。

刘统生主编，《太平轮沉没之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王启德口述，《中统往事》，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2年

公安部档案整理组编，《建国初期匪情档案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89年

白先勇，《谪仙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7年

《中央日报》历史档案，台北，1949–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