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为何对毛主席一开始只用“先生”相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如何开展外交工作，为新中国扩大朋友圈也成了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但现实的情况是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之下，欧美等国无疑是敌视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而一系列小国的也大多受此影响，同时又缺乏外交自主权，因此面对不利的国际处境当时的中国采取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策略。

在苏联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后，中国方面也迅速的做出了毛主席出访苏联的计划。出访的目的，一方面深化中苏关系，另一方面寻求合作，从苏联引进工业技术，推动国内发展。

1949年12月16日，毛主席率代表团到达了莫斯科，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外事访问。

只不过这次访问却并不如想象中那般顺遂，期间也是发生了不少事。一如访问中一开始斯大林虽然以最高国礼接待了毛主席一行，但对毛主席的称呼却有“弦外之音”只称先生，不称同志。

这是为何呢？

说起外交事务，很多人都知道细节处的字眼往往都会对结果产生很大影响。

尤其是大国领导人之间的见面，一言一行都能成为热门话题，其中更是有着不可直言的政治象征。而对于斯大林以“先生”称呼毛主席的行为便是如此。

毛主席的随行翻译人员师哲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毕竟他的工作就是准确的传达双方领导人的意思，错一个字都不行，必须咬文嚼字。

他对该措辞之所以比较敏感，和共产国际以及国内的习惯有关。无论是苏联的共产国际，还是延安方面，在过去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中都喜欢把党员称呼为同志，这既表达了对共同理想的敬意，同时也表达了对战友的关怀。之前很多国内的党员干部去苏联深造留学，也习惯上称呼苏共的干部为同志，对此苏共的干部也很认同，经常互相称呼同志。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俄语中同志和先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单词，不存在混用或者同义词等情况。

因此在毛主席到达莫斯科的欢迎晚宴上，当斯大林讲出“毛泽东先生”的时候，师哲感到非常意外，并在会议结束后同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提起了这件事。王稼祥也表示关注到了这个细节，但毛主席似乎不太在意，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节外生枝。

但师哲总觉得这个称谓不太舒服，于是在举行第二次宴会的时候，他大着胆子向斯大林提出了疑问直言：“斯大林同志，我们中国人非常尊敬您，一直称呼您为‘同志’，但是我很奇怪，您为什么称呼毛泽东为‘先生’，而不是‘同志’呢？”苏联翻译把这句话翻译成俄文，告知斯大林后斯大林直接愣住了。过了两秒钟，斯大林笑着说：“对，是同志，应该称“同志”才快速化解了现场的尴尬气氛。

此事之后，斯大林每次见到毛主席，都称呼“毛泽东同志”，再也不提“先生”了。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人觉得可能是斯大林的思路不同，斯大林认为任何外国领导人都应该是“先生”，统一称“先生”，只对苏联内部的干部或者苏联十几个加盟国的领导人称“同志”。这属于国际惯例，并没有什么“言外之意”。

但也有人认为，这或许和斯大林对毛主席以及新中国的态度有关。

因为在中国革命早期，斯大林曾经公开支持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王明，王明也曾经留学苏联，但后来王明下台，毛主席成为新的领导人。斯大林对毛主席并不是很了解，一直没有表态支持毛主席。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让斯大林对毛主席有了一些不满。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起初毛主席认为应该处决蒋介石，斯大林得知消息后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蒋介石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领导人，延安不能决定其生死。在这件事情上，两人有分歧。

后来，毛主席考虑到国内军阀派系众多，群龙无首，一旦蒋介石死亡，抗日统一战线必将难以结成，为了民族大局考虑，支持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二战时期，斯大林又先后六次给延安发电报，要求毛主席调动八路军配合苏军作战（期间苏联还与日本媾和，出卖中国利益），但毛主席都表示了反对。

二战结束后不久，解放战争打响，斯大林在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他公开支持蒋介石提出的“划江而治”方针，要求毛主席接受该方案，不要发起渡江战役，毛主席对此坚决反对，最终统一了全国。

因为此事，斯大林公开表达了对毛主席的不满，称毛主席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麦琪淋是苏联人烤面包时用的一种食材，可以替代比较贵的黄油，意思就是“毛主席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有人认为斯大林称呼毛主席为先生，而不是同志，或者真的有一些“别的意思”。事实上，这种说法也更能取信于人，更具有合理性。

但无论真相如何，结合后来中苏关系生变，甚至在珍宝岛交火的情况来看，无论斯大林怎么看，国家和国家之间永远不存在牢固的友谊，一切都是利益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