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甲午，叶志超弃城而逃，真因胆小怕死么？

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夜，叶志超带着原本和日军打得有来有回的清军，弃守平壤向鸭绿江撤退。结果不仅因日军追击而损失惨重，也意味着清军放弃了朝鲜全境，进而让甲午战争的局势大变。

在讨论是不是叶志超个人的胆小怕死致清军落入败局之前，先简单了解一下清末绿营的编制。

清末绿营（步营），一营设四哨（外加一个六队的亲兵哨），一哨八队、一队12到14人不等。除此之外，每营还配属半工兵、半辎重兵的“长夫”180人，总计680人左右。由于长夫一般不被统计入作战编制，所以清末朝廷、官员将领普遍视一营为500人。

编制小只是绿营的特点之一，其另一大特色是营以上没有固定或常设编制。原因有三：

其一，绿营在非战时，还承担着类似“警察”的职能。他们日常除了负责巡查警戒，还需协助地方府衙执行治安类的任务。所以各营常被拆分成十几人、甚至几人的小队分散驻扎于各地的汛塘、关门、哨台。这时在营之上设更大的编制，反而不易管理了。

其二，由于指挥、通讯技术的落后，此时清军作战的有效管控范围仍未突破指挥官的口眼耳距离（西方在拿破仑战争之前也是一样）。这种技术性的困扰，就让清军作战时几乎没有战略单位和战术单位的区分，更多着眼于战术单位以及各单位指挥官的现场发挥。

基于这种理念，营的编制就不宜太大（人员太多会超出指挥官的指挥限制），在营之上就更加没有编制需求了。所以清军征战时，只是在营之上设置临时且无太多实权的统领、总统等职务。

统帅概要性的作战命令下达后，实际作战还是由数个、几十个互不统属的营指挥官，各自去自我把控并完成命令。

其三，皇帝集权的传统在作祟。

为保皇权永固，清帝和宋、明的前辈一样，也是各种方法将军队碎片化，以削弱其战斗力和组织能力。把军队分成一个个互不统属的营，人为制造出山头林立的局面，可有效限制各地封疆以及将领们拥兵自重的可能。

由上也自然能看出绿营编制的先天性弱点。

其一，大兵团作战时缺乏战略性的统一指挥，即没有让近现代军队作战效能倍增的参谋决策制度。换句话说上万大军作战时，不仅难以凭借人数增大作战能力，反而常因互相之间无法有效配合、联动而导致混乱，进而让战斗力锐减。

其二，由于互不统属、山头林立，各营指挥官在联合作战时，会优先考虑自己小团队的得失。其表现为不愿意顶上去打硬仗或拼消耗，战况不利会优先考虑保存自己的实力等等，这自然也会大幅度拉低军队整体的作战能力。

以上弱点不只局限于清朝，甚至还可以说清朝就是靠占这样的便宜起家的。明末清军大兵团作战之所以碾压明军，除了自身战斗力的因素，明军早已深陷“山头之害”也是主要原因。

太平天国兴起后能快速席卷半个中国，其实也仰仗了清军步了“前辈”的覆辙。曾国藩、李鸿章们没能力去改变皇帝集权的底层逻辑，就只能走曲线强军的方法了。

一，纵容各营依彼此的裙带关系形成派系和“大山头”，作战任务尽量按派系分配（也有军功分配方面的考量），减少各派系之间的龌龊和干涉（湘军内部同样派系对立严重，比如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老湘营”和曾国藩的“曾军”就互不相容）。

二，更换先进装备，用武械提升各营战斗力，进而在作战时尽可能地独立完成任务。减少与它营军队的配合需求，自然也就可以降低“山头”对作战的影响。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就偏好这个方法。

了解了这些，我们再回到甲午战场。

首先，第二个方法不好使了，尤其是在朝鲜战场。

甲午前期正逢清军装备大更迭，但是清廷这个古代政权没有近现代政府必备的整体军备计划。各派系乃至各部队的换装，主要靠指挥官或军头在朝廷以及列强方面的关系网，也就是能不能从朝廷要到钱以及向谁买装备。

所以甲午时清军仅火枪就从最先进的温切斯特杠杆式步枪（清军称其十三响），到清廷自制的燧发枪共装备了二十多款，子弹不仅有定装、分装两大类，口径也有七八种。这让后勤压力大，也导致前线弹药极难调度配发。

再加上清军极差的后勤管理能力，往往看账册还有几十万发弹药，实际大量前线士兵手头没多少子弹可用了（叶志超决定撤军的一个理由也是弹药快没了）。

而对面的日军则主要装备为村田系13、18和22式，子弹主要为11毫米和8毫米两种（定装弹）。即便不考虑枪械训练上的差异，仅后勤就能让日军在作战效能上大幅领先对面的清军。

其次，第一个方法也不好使。整个甲午战争，投入陆战的清军可谓极其繁杂，分为七大派系、五十八个“山头”（这些山头人少的只有二三个营，多的有二十几营）。

它们分别是，淮系（19支部队）、盛京系（属盛京将军裕禄的8支部队）、吉林系（属吉林将军长顺的4支部队）、黑系（属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的6支部队）、山东军（属山东巡抚李秉衡的4支部队）、湘系（14支部队）、台军（驻于台岛的3支部队）。

具体到平壤之战，参战的一万五千清军可分为两大派系、五个山头。属于盛京系的左宝贵（“奉字练军”4000人）、丰升阿（“盛字练军”3000人）；属于淮系的卫汝贵（“盛字军”2500人）、马玉昆（“毅字军”3000人）、叶志超（“武毅军”2500人）。

所以“统帅”叶志超不是主力，在这支清军中也没多少话语权，战斗命令和决策都是这几个军头开会商议而定。“武毅军”为防战斗中子弹不够用找盛京军后勤邱凤池调拨时，还得叶志超先亲笔打欠条。

9月15日左宝贵战死平壤玄武门后，这个“草台班子”内部关系就愈发紧张了。

首先，由于突然失去主帅，盛京军各营的统领又开始各自为战，混乱的组织导致日军攻占了玄武门。不仅平壤城门户大开，城内防守的清军也开始蔓延各种悲观情绪。

随着悲观情绪的蔓延，各营官军头们不仅开始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嫡系，也担心自己的嫡系会不会成为战败殿后的牺牲品。所以让自己的部队脱离平壤战场，成了各营统领心照不宣的想法。

北门之咽喉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
《楚囚逸史》栾述善（栾是卫汝贵的幕僚，平壤之战时就在现场）

叶志超能不清楚各营的心思么？当晚军事会议上，他怕是想到了明末的松锦大战。但凡他有些坚持或者犹豫，只怕他和他嫡系的结局不会好过当年的洪承畴 -- 被众将领无情抛下。因此叶志超就顺水推舟以城门失守、弹药不足建议撤退，与会将领无一反对。

编者附：对比看看“无路可逃”的北洋提督丁汝昌最后的遭遇

日军登陆山东围攻威海卫期间，山东巡抚李秉衡是各种积极“增援”北洋。如他电令威海西翼两营兵力在增援时不得以赶路为要，应限制速度跟在淮军戴宗骞部后面，严防日军“偷袭”。

李秉衡还将山东部队派往烟台、截留贵州援军（五个营）派往登州，理由是防止日军二次登陆夹击威海。除此之外，李秉衡还觉得莱州的防务极其重要，奏请增兵并移防莱州，“秉衡即死守烟台，于大局毫无补救，获罪滋大。目前统筹全局，似应移扼莱州一带”……

总而言之，不是我李秉衡不去救威海和北洋，是当下有更重要的事务，所以“死道友不死贫道”。

由于朝廷救援乏力，北洋水师内部的投降情绪也日渐增长。

1895年2月7日，丁汝昌命北洋舰队的13艘鱼雷艇效仿日军搞决死突袭，以图击破联合舰队的封锁。结果这13艘鱼雷艇出港后，全部转向烟台奔逃 …… 受这次风波的刺激，当天下午大批水师官兵齐聚水师提督衙门前，要求丁汝昌给条活路（即要求丁汝昌投降）。

为劝散官兵，丁表示如果11日援兵不到，也会有别的“生路”。至11日提督府外“水陆兵民万余人哀求活命”，此时丁汝昌已无颜出劝。当夜丁服毒自杀，既是殉难，也是给北洋官兵解脱（即默许他们出降）。

战后丁汝昌成了背锅侠，被判“籍没家产、不许下葬”， 而李秉衡以及北洋内部的主降将领无一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