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从明治维新说起

：2025年4月26日，蛇口袁庚书院读书会荣幸邀请到袁伟时先生、陈方正先生两位主讲嘉宾。袁伟时先生的演讲题目为“从明治维新说起”。

明治维新推动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其近代化的关键。而袁伟时长期聚焦中国社会转型，他从明治维新切入，对比同时期的中国，深挖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差异，为理解中国近代历史提供全新视角，助力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智慧 。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记录整理，已由袁伟时先生审阅完毕，来源蛇口袁庚书院公号。

袁伟时，男，汉族。1931年12月15日生，广东兴宁人，中国近代史学家。曾任孙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等。

我这一辈子，读书、教书、写书。我最近几十年的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社会转型。为什么中国从前现代到现代转型那么困难？到现在，现代化还是奋斗目标？我研究时段是从19世纪初到1949年。研究这150年，我自己有很多困惑。

第一、19世纪中国开始转型。当时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转型。比较突出的是美国，它建国不久就一路领先，发展很快。其他几个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俄罗斯、德国、日本、中国都在这个时候转型。

这几个国家都是历史传统的负面包袱太重，都走上歪路了。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侵略性太强，有一部研究俄罗斯历史的书：《罗曼诺夫皇朝：1613——1918》在引言第一页就说沙俄305年，它每年向外侵占别国51830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个大侵略国。专制加对外侵略就是他的负面传统。

那时，日本跟中国差不多同时向现代国家转型，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起步。日本是明治维新，中国是洋务运动、洋务自强，向西方学习。还有德国，是300多个小公侯国要统一。1871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把法国打败，并在它主导下统一，在凡尔赛宫，德皇举行登基仪式。德国后来历史的发展到发动两次发动世界大战。

日本明治维新比中国强的地方在哪里？政治上、教育、法治各方面的现代化比较成功。明治维新思路与中国差不多，叫做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就是保留日本的道德传统，同时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个指导思想等于中国的中体西用。结果日本成功实现了工业化、教育现代化。

但是日本有宪法、没有宪政。1890年宣布实行宪政，但它的宪法有一个问题：它那个宪法坚持用东方的道德为指导，天皇颁布《军人敕谕》，《教育敕语》，用儒家的忠孝思想做指导，要军人和青年盲目崇拜天皇。另外，它制度设计上也出了问题：军队不受民选政府领导，直接归天皇指挥。军队在国家治理中经常利用它的特殊地位、操纵政治，结果变为军国主义国家。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现代化，都要付出代价。特别是东方国家的代价，非常大。日本是有封建制度的，各个独立的藩县统一起来，不是和平过渡，而是打了好几仗。最严重的，它变为军国主义国家后，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发动太平洋战争，光是侵略中国，就给它割地赔款，并造成3500万人死伤，。日本是畸形的现代化，最后它挨了原子弹，代价很大。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死掉400万。它现在老讲原子弹扔到广岛、长崎，炸死我几十万人。但是它就没有想，你发动侵华战争，害死了多少中国人；太平洋战争，害死了多少美国人。

不单是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在1851年，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四亿三千万。1851年的太平天国造反，之后捻军继续造反。结果到1835年的时候，按照同一个方法登记计算的人口，减少了一亿三千万人，占总人口26%，；尤其是中国最精华的江浙安徽一带，人口一直到民国初年才恢复到19世纪30年代的水平。

为什么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我自己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应该怎么走，很早就有人做启蒙工作，指明了道路。1833年，一个普鲁士的传教士，叫郭士力，在广州办了一份报纸叫《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英文名是：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统记传”是“Magazine”杂志最初的翻译。这份月刊，从1833年8月1日，也就是鸦片战争前7年出版。以后陆陆续续出到1838年9月，一共出过33期。这份杂志它讲了什么？所有现代化的问题，它都讲了。19世纪、20世纪中国的奋斗目标，应该走什么路都讲了。

它怎么讲？它说国家的基础是“自主”。所谓“自主”就是自由。当时的中文翻译叫做“自主”。然后它讲法治，讲国家从国王到普通庶民百姓，都可以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要尊重律例，不能违反法律。在法律范围内，国民有充分的办报自由，言论自由。再讲到怎么样发展经济？要发展贸易。全世界各国要自由贸易，庶民因此改善生活，国家增加税收。此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国家有“国之公会”（国会），各省有省议会，国家和各省领导人都是四年一任，如此等等。它说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够兴旺发达。

中国人懂得现代国家这些概念是通过这些传教士启蒙。从鸦片战争开始之前，传教士就有人开始做这个启蒙工作。当时林则徐处理鸦片问题到广东。他在接到任务以后，很注意了解世界情况。他组织人马翻译国际法，翻译日本著作《四洲志》，就是介绍四大洲简明的历史地理的书。他要了解世界。另外还有其他人通过各种途径也想了解世界。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时，到浙江前线协助防务。他有一个幕僚魏源，很有才华，是个思想家。魏源一生写了23部书，其中两本代表作。第一个代表作，鸦片战争前写的叫做《默觚》，是他的读书笔记。

他提出：中国文化里面最值得注意的一条是什么？，是利！过去讲中国文化，有仁义道德等等，但是忽略掉了易经、易传讲利。黄历动不动就说什么，今天利见大人、利出行、利什么东西，他说这个利字，大家不注意，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他认为每个人有求利的心态，那你看事物、处理事物就会不同，你就会对富人的求利活动会充分尊重，而且富人的消费、各种各样的摆排场、这些富人的高消费其实对穷人有好处，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他在没有接触西方现代文化以前，独立思考问题。他的读书笔记150多条，里面最精华就是这条——关于求利的态度，对富裕阶层，跳出仇富心态。

魏源在做林则徐幕僚的机会，充分了解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了解以后写了一篇《英吉利小记》。他的《英吉利小记》其实除掉介绍英国以外，还包括审问俘虏的记录，记述了鸦片战争过程。他说鸦片战争为什么打败？败在什么地方？他认为败在林则徐的决策错误，其实是道光皇帝的错误。错误在哪里？他说反对买卖鸦片是对的，但是英国人有一个要求是与你正常贸易。清政府要断绝贸易，是错误的。林则徐将贩卖鸦片的人要判处死刑，要砍头，英国人接受不了。这两条是错误的。他认为按照法律讲，贩卖鸦片就要处死，没有足够的根据。第二个断绝贸易，英国整个国家就建立在贸易基础上。英国完全不是想侵占中国土地，而是要求正当的贸易。林则徐在浙江前线工作一段以后，皇帝将他发配新疆去戍边。林则徐临行之时，将他搜集到的国外的有关情况，将他组织人翻译的《四洲志》交给魏源，希望他继续收集资料编辑出版。

魏源认真研究了这些材料。并从中国的典籍，从古到今，中国历史上对外国是怎么样记载的，怎么来往的。明末清初有好些中国人去过国外，了解的国外的情况。他将这些材料搜集起来，也包括读了郭士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一部分材料。根据这些材料，他在1842年南京条约刚刚签订几个月后，就编辑出版了《海国图志》50卷本。这个50卷本，不但是包括了资料，而且包括他认为安邦治国的见解。写了《筹海篇》等篇章， 包括怎么样对付海上来的敌人，怎么”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安邦治国大计。

1846年，魏源去了一次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又将能够搜集到的材料做补充，到1847年编辑出版了《海国图志》的60卷本。1852年，他搜集更多材料就出了《海国图志》的定本，100卷本。全书共88万字，其中魏源自己写的按语和各种前记、后记、出海篇，一共十几万字。他提出什么问题？

第一、我们面对的不是蛮夷，是我们之前不熟悉的外国人. 不能够再把外国人看着蛮夷。

第二、全世界文化不可能统一。六经不可能渡天山。世界各国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应该尊重他们这些文化。

第三、中国要发展、要发达，就一定要发展贸易。

第四、在虎门划出一块地方来，办一个类似于今天讲的特区，邀请美国、法国官员带领他们的技术人员来办厂，制造枪炮、舰船等等，也包括制造机械和日用品。办这样一个特区，应该以私商为主。官办的办一个就够了。官办枪炮厂制造武器。官办的不要多，同时官员不准许承包工程，对官办企业要有限制，官员不许经商，让私商大发展。

第五，要改革科举制度。

第六，要让大家讲话。

第七，要培养翻译人才，成立研究外国的机构。

第八，思想上要提倡叛逆精神。有逆叛就会有创造。可能他看的《东西洋考》不全，只看到一部分。他没有提到个人自由是现代国家的基础。但是，他强调要独立，要有批判精神，要有叛逆精神。

我想魏源的《海国图志》，不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计划吗？如果，我们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就老早就走出困境了。很可惜，魏源的这些意见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没有听到看到。反而日本人听到了。

《海国图志》100卷本是1852年出版的。他编好以后，自己家里就有一个小印刷厂，用木活字，书一编好就可以出版发行售卖。清代有文字狱，但清朝他没有书号制度，也没有卖书号赚钱这样的制度。所以《海国图志》三个版本先后都印出来，很快就发行。结果日本很快就有人买到《海国图志》。

1852年《海国图志》开始传入日本。但是日本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放，《海国图志》在日本作为禁书，不准卖。1854年，日本被美国的佩里舰队逼迫开放，开始改变态度。那样的情况下，那个时候有15套《海国图志》进入日本。其中有七套官方留下来，自己阅读。有八套在市面上出售。以后几年内，日本有20多个日文版的《海国图志》出版，成为日本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之一。日本也闭关锁国，但保留了“兰学“，通过荷兰来了解世界。私塾传授兰学是日本了解世界的主渠道。中国的《海国图志》起了辅助作用。结果到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

日本明治初期，跟我们一样，走官办工业和交通事业的道路；也与中国一样，亏损很厉害。他们就把国有企业卖掉。与我们1980年代90年代一样，大吵大闹过国有资产流失。但是明治政府坚决支持私有化，现在的三菱、三井这些大企业就在那个时期兴起的。卖给他们主要是轮船，卖给他们以后还给予税收其他各个方面的支持。结果财政甩掉了包袱，税收增加，私人企业大发展。

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所以他很容易接受了现代教育，从小学开始办到大学。政治上思想上没有现代化，因为他有两个文件，一个叫做《军人敕谕》，一个是叫做《教育敕语》，就是皇帝的敕语——圣旨，都强调道德上、思想上一定要执行儒家的忠孝。儒家的忠孝跟日本的武士道结合起来，日本就成为一个很野蛮的军国主义国家。

中国的洋务运动一直搞官办企业。结果，最关键的官办军火企业亏本，亏本了日本的就卖掉，中国人一条死路走到底，不愿承受国有资产流失，结果就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在这里。

不是没有人看到这一条。当时中国有一些先进分子，跟魏源同时的，福建省有徐继畲，广东顺德的梁廷枏写《海国四说》，这三个人就是中国的启明星，最初受到国外的影响，向往现代化。

到60年代，很多人都出来讲话说，中国一定要学西方。学西方办企业一定要以私商为主，其中讲到最全面的是郑观应，广东香山县人，现在中山市人。十几岁就被送到上海洋行学生意，慢慢升为高级职员，郑观应是中国19世纪的买办。19世纪的买办很重要一条，跟我年轻时候受到的教育讲的有很大不同，这些人大都是很杰出的爱国者。他们希望中国发达，学习西方的东西。后来郑观应自己做资本家，办企业。他还写文章，出一本书叫《盛世危言》，很有名的书。这些文章同样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盛世危言》说什么？它说中国要开国会、要办报纸，要办教育，要废除科举。还有，你要经济发展，要靠私商。国家经营的企业、国有的轮船等等，全部交给私人经营。他说道理很简单，你不用督促他的生意做得好不好，企业办得好不好？他是身家性命所在！他不努力不行，不努力他就要破产，就牵涉到他的身家性命。国有亏本了，官员拍拍屁股跑掉了调另外一个岗位，继续当官。因此一定要走私有化的道路。

这个不是他的创见，而是一批人，包括王韬、郭嵩焘等等，一大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王韬是第一个在牛津大学做报告的中国人。1867还是1869年，他在牛津做报告。他报告讲什么？他讲东方有圣人，西方也有圣人，心同理同，全世界人的人性是一样。全世界的道是相同的，道同理一，有一天东方也会像西方那么发达。

王韬在法国，英国转了一年多，回到香港就办了一份报纸，叫《循环时报》，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了不起的，所有我们20世纪提出的奋斗的东西，男女平等、工业化，等等全都有。我没有想到哪一条没有。后来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蠢，连这些人家19世纪讲过的东西都不知道，结果中国走了很多弯路，刚才讲19世纪就一亿多人无辜死亡；20世纪死亡多少人，可以请教在座的钱钢先生，他主编过有关的书。

我讲的太多了，就先讲到这，谢谢大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