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上医，颠沛流离中抱着骷髅入睡的学生

复旦大学医学院，前身为国立上海医学院。今年我曾回到母校，踏入位于徐汇枫林校区正门，掐指一算，距离当年手握新生录取通知来此报到，正好相隔45年。举目四顾，医学院在抗战期间内迁重庆歌乐山的那座简易牌楼，被复制搭建于校门口显眼处，历史仿佛从未远去。

承蒙新生代系主任盛情，此番访学虽为我安排了一场医学史讲座，其实另有重任相托。同仁们正在筹划已故王簃兰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望我在文字部分有所贡献，毕竟我曾在此完成本科与研究生学业。初入教研室那年，我刚二十岁出头，既不懂事也不够用功，对与自己隔着好多级学术台阶的王教授敬而远之，就怕被她逮着，刨根问底露了怯，师生间缺乏密切交往。所幸访学后不久，我意外获赠王簃兰自传《生如雅菊自芬芳》，书中不少素材与我积累的医学史料密切关联，倒为重构抗战期间沪渝两地上医人的求学细节，提供了契机。

1944年，湖北宜昌籍女生王簃兰，因在读书期间年年获得奖学金，有机会免试保送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但她却一门心思选择报考国立上海医学院。王教授回忆，上医颠沛流离到重庆，临时寄居歌乐山顶，那里没有校园与操场，校舍极其简陋，亦无固定教室。所谓图书馆，仅由比她年级高的同学，保管一把钥匙而已，实因藏书极少更无阅览室。晚上大家只能用桐油点燃灯芯草，在食堂饭桌上挑灯夜读。至于做实验就更困难了，连蒸馏水都限量。医学生就读必备人体解剖标本，唯一方法是就地取材，歌乐山枯骨遍野，取回洗净消毒后，便成贴身宝物。比如头颅骨构成繁复，为了熟记遍布头颅各处孔洞的神经和血管，同学们索性将骷髅置于枕旁，反复摸索记忆，与它相互陪伴进入梦乡。

类似场景反复被其他校友的回忆所佐证。1989年，著名内科一级教授钱惪这样描述歌乐山：校园全部由“捆毛竹为柱，编竹片涂灰泥为墙，竹席为天花板，木框纸糊窗的茅草屋”构成，医院、学校和宿舍的各项条件，与1937年落成的沪上枫林桥优渥校区迥异。学生一日三餐，仅靠用发霉的糙米来果腹。

为此，时任院长朱恒壁教授，不顾已经年过半百，不断来回奔波于歌乐山上下，设法争取洛氏基金会的外援，改善大家伙食营养，目标是每周吃到一小块肉。出乎意料的是，歌乐山时期的师资配备，反倒处于建校以来实力最雄厚的阶段，朱院长把在中央医院任职的沈克非、黄家驷、陈翠贞和吴绍青等著名教授都请来兼职，为抗战胜利后全数引进这批顶尖学者，助推上医登上国内医学院最强地位，打下扎实基础。

与王簃兰同级的1950届学生共计102位，入学时恰逢抗战最后一年，自带特殊标记，即上医最后的流亡学生。他们从全国各地集聚歌乐山，经过6年的严格医学训练，这批毕业生又恰逢新中国成立，其中至少20位佼佼者留校，从事临床与教学工作，他们是丁训杰、张延龄、顾天爵、王懿玲、石一飞、刘德华、张照寰、李华德、孟承伟、金为翘、俞鲁誼、施守义、徐正邦、浦寿月、高骥千、薛光华、李婉先和陆培廉等，未来均成为不同专业领域翘楚。

多年来，曾经直接为我们班授课的二位女教授李婉先和陆培廉，让我充满好奇。来自上海的文雅女生们，能在侵略军铁蹄下，跨越日伪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从大都市抵达大后方，求学过程历经传奇。可惜吾辈觉醒晚矣，斯人已逝，后学只能依靠发掘和收集流散的其他校友记忆，尽可能拼接出上医历届校友转战敌后，团结互助的英勇画面。

1937年冬，上海沦陷，枫林桥校区落入魔掌。二年后，首批内迁师生开拔出发，尚可通过租界控制的黄浦江码头，登船经海路借道越南，然后再从云南入川。医学博士们一路哼唱《大刀进行曲》《保卫黄河》给自己打气，在大后方撑起医学人才培养基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开始进入上海租界。虽说滞留上海市区红十字会总院（今华山医院）的45届、46届和47届学生，总数不足百人，但朱院长还是特意乔装潜回红会总院，介绍歌乐山上初具规模的校园，旨在消除师生中流传的，重庆是否具有办学能力的疑虑。他要求学生们自行组织，设法通过日寇封锁线赴渝。他最有力的话语是：保证沿途有校友接济。

于是，向往歌乐山的同学们，开始三三两两各施妙计尽显神通，冒险走上用生命去追寻科学真理的流亡者之路。他们有的取道浙江省内偏远小道，有的途经安徽与河南交界处，绕过封锁进入内地。从浙江入内地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经杭州富阳出封锁线抵达建德、金华，二是由天目山绕道浙西抵达金华，第三条通道需横渡钱塘江，经由浙东腹地辗转金华。鉴于其他大学发生过内迁学生牺牲事件，朱恒壁院长根据战局变化，在各主要中转地设立办事处，派驻专人发放旅费等，帮助大家继续下一程旅途。

据48届的杨思源回忆，

“我们一行几人跟从一绍兴籍同学，雇小船带出封锁线至嵊县，走出沦陷区后雇板车拉行李，自己步行经长乐、东阳至义乌，到义乌有火车到金华。其他所有各路同学除少数曾遭到敌伪拷打外，全部能逃离魔爪”。

在一所停课的中学，上医专程从重庆派员过来，接待逃出孤岛的流亡学生。抵达首站金华的上医学生每人可领取1500元盘缠，稍停数日即可搭乘赴江西鹰潭的火车，由在当地行医的上医校友，继续安排落实到下一站泰和的公路汽车票，然后再转乘汽车到赣湘交界的界化陇，继而转搭湖南公路局的汽车，至耒阳可换乘火车，抵达学院设在衡阳的第二个接待站。

此地由33届毕业生张炳瑞负责安排，迅速搭乘湘桂线去桂林，那里有37届毕业生担任着卫生署防疫大队长。桂林的接待条件相对较好，可入住省立医院新建但尚未启用的传染病房。但此地出发继续西行的列车只修建到金城江，后续北上路程全靠木炭发动的公路汽车，需登记月余方能启程。好在朱院长又汇来每人800元，作为滞留的路费补充。顺利离开金城江北上贵阳后，接待人为出任当地医事学校教务主任的35届毕业生苏德隆，他安排同学入住该校并登记赴重庆车票。上海抵达重庆歌乐山校园的行程历时三个多月，这是一场罕见的校友接力南线行动。护送学生流亡上学的北向路线，则经安徽界首，跨越河南进入西安，再折返南向直奔重庆。朱恒壁校长坐镇指挥的大气，还体现在鼓励同学们关照一路同行的外校流亡学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抗日救亡运动就靠多一个人才，多一份力量！

如今，传世文字中保留不少抗日战争时期，自上海周边避祸内地的故事。著名者包括钱锺书的《围城》，将流亡学人赴“三闾大学”就职的情节，戏剧化展示。丰子恺等人的回忆，则记录了传统文人在家丁协助下的私人逃难往事。

影星陈冲作为上医后裔，在非虚构的《猫鱼》中提及被家人刻意遗忘80多年的一处细节。1943年，外祖母史伊凡带着年幼的张安中，即陈冲母亲，西迁歌乐山，欲与任上医药理学教授的外祖父张昌绍团聚。陈冲向母亲了解细节，张教授先说记不清了，但最终解密了残酷真相：“当时从日占区去重庆是不允许的，姥姥在各个关口需要通行证，需要交通工具，只好求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帮忙。那些都不是好人，想占姥姥便宜。我问，怎么占她便宜？母亲犹豫了一下说，要陪他们睡觉”。陈冲不得不感慨，时年35岁的姥姥，拖着9岁的孩子，没有畏惧，没有矫情，不认为女人会因此丧命，那就来吧。姥姥是拥有刚烈性格、胆识和精神的新式女性。

相比抗战期间，学人流亡行军中的各种悲壮，上医学生相对幸运。1942届校友，在校期间已经加入中共地下党的王士良，以及1933年便成为教务行政员工的沙印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记录这段历史，不少关键几近遗忘。1938年2月，上医首任院长颜福庆，前往武汉任职前，慎重召集教务会议，向全体教授宣布，“我走后，上海医学院就交给朱恒壁了”。国立上海医学院精心调动社会资源，整个上医社群协助安排，确保每个环节有序对接，不出纰漏，结果达到预期，规避了远赴重庆流亡途中的万险千难和百般意外。

史实表明，朱恒壁的肩膀极有担当，沿途校友都挺身而出，像极了操作高难度外科手术那样精准。

原标题：《【海上记忆】抗战中的上医，颠沛流离中抱着骷髅入睡的学生》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来源：作者：方益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