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新中国国号简称起争议，司徒美堂反对保留：何以昭告天下百姓

“1949年9月26日中午，诸位先生，简称到底留不留？”周恩来举杯轻声一问，圆桌旁瞬间安静。座上二十多位辛亥元老与民主党派领袖面面相觑，谁都明白，饭局之外，这是一道必须拍板的历史题。

窗外秋阳正盛，勤政殿前的银杏已微黄。黄炎培率先放下筷子，他指着桌上的饭菜说，百姓对“中华民国”已经习惯，骤然不用，会不会“吃不下这口饭”？何香凝附和，称此四字凝结了孙中山与无数志士的鲜血。话音方落，周致祥轻推眼镜，“群众对旧号早没感情，新国号才能配得上两场革命的深浅不同。”几句来回，气氛渐热，众人却仍各执一词。

这场午宴之所以显得分量不凡，得从一年前说起。1948年秋，辽沈战役炮声未歇，解放的脚步已逼近天津、北平。为了顺利筹建新政权，中共中央秘密组织七批船次，把三百五十名民主人士与七百余位文化名流从香港送回内地。那条被称作“蜈蚣航线”的隐秘航道，顶着台风与封锁，硬生生拆掉了国民党对城市知识群体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六个工作小组分头上马。第三组埋头打磨《共同纲领》，第四组琢磨政府架构，第六组忙着画五星旗、挑国歌。那些日子，中南海的灯几乎彻夜不灭，热水瓶的盖子常被烫得变形。就在同月的某次小组讨论里，清华教授张奚若提出：“与其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去掉‘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足矣。”周恩来点头，理由简单——“民主”与“共和”意思重叠，赘字不用也罢。

国名定了，可《共同纲领》草稿里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括上“中华民国”四字，标注“简称”。写惯了公文的秘书们觉得，旧号在民间流传近四十年，一刀删掉，恐致混乱；更现实的是，金库印章、公函格式都还沿用旧称。于是，留与不留，成了临门一脚的难题。

午宴上反对保留的声音逐渐增多，却迟迟缺少决定性的说服力。这时，坐在角落里的司徒美堂缓缓站起。老人身形消瘦，声音却掷地有声：“诸位，我二十岁便在旧金山街头募集抗清资金，同窗之人倒在黄花岗的不在少数。若今天胜利了还要偷偷摸摸把旧招牌钉在新门楣上，叫天下百姓如何懂得我们翻篇的决心？”他两次抬手重击桌面，茶水微溅。寥寥数语，把保留简称的理由一并击碎。

有意思的是，这位八十三岁的华侨领袖向来寡言，那日却词锋如刃。马寅初拉着他的袖口小声说：“老司徒，这可是现场投票啊。”司徒美堂回一句，“投就投，天地良心。”十来个字，让在场的老人频频点头。沈钧儒接过话头，从法律角度补充：新旧国号并列，等于承认两个政权并存，外交公文将无从落款。“法律不能两只脚踩两条船。”他的上海口音不疾不徐，却把问题说得再清楚不过。

周恩来环视全桌，见众人已无异议，爽快合掌：“既如此，下午我向主席团汇报，简称一事作罢。”短短一句，尘埃落定。

三天后，9月30日晚，政协全会闭幕。会场外的霓虹灯第一次用“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拼出了英文全称，城区孩子围着电灯柱跳个不停。10月1日午后两点，中南海再次传来礼炮练习声。毛泽东整整衣襟，踏上天安门城楼。三十五万群众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喊成海啸般的音浪，连远处西山都回了声。毛泽东侧身，冲司徒美堂挥手致意；老人眼眶发红，却笑得像个孩子。

从香港暗夜驶出的轮船，到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再到一句“简称取消”，短短一年，大国新生的脉络被逐条缝合。数十年后，人们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往往忘了它差点被括号拖住脚步。所幸，历史在那天午餐桌前做出了干脆的选择，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