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究竟保护了谁？

长寿二年的洛阳，秋意已漫过洛水的堤岸。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尽，神都的轮廓已在晨光中渐次清晰——明堂的金顶刺破云层，宫阙的飞檐倒映在碧波里，连空气里都飘着一丝天子脚下特有的肃穆。可谁也没想到，这年秋天，一桩客栈血案会像一块巨石投入洛水，在朝野间激起的波澜，竟连百年后的文人墨客都无法释怀。

这时的洛阳城里，最风光的京官里，一定有御史大夫赵师韫。武周取代李唐不过数年，朝堂格局还在变动，而赵师韫能坐到正三品的御史大夫位置，绝非寻常之辈。要知道，这官职往小了说，是监察百官的“最高检察官”，往大了说，就是宰相的副手，满朝文武都清楚，只要老宰相退休，他大概率就是下一位宰辅。那几日赵师韫刚忙完一桩弹劾地方官的案子，想着找家清静的官办客栈歇脚，却没成想，这一去，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

动手的是客栈里一个叫徐元庆的店小二。这人平日里话不多，端茶送水时总低着头，手指关节却常年泛着劲，像是练过些拳脚。那天赵师韫刚进客房，徐元庆就提着食盒跟了进去，门帘一落，他突然从食盒底层抽出一把磨得发亮的短刀，不等赵师韫反应，刀刃已刺进了对方心口。鲜血溅在锦缎袍角上，赵师韫倒在地上时，眼里满是疑惑——他到死都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得罪过这样一个平民。

徐元庆没跑。他把刀往地上一扔，转身就去了洛阳府衙自首，面对衙役的盘问，他说得异常平静：“我杀他，是为我爹徐爽报仇。”

这话一出来，整个洛阳府衙都静了。谁也没想到，这桩刺杀高官的大案，背后竟藏着一段陈年旧怨。

多年前的同州下邽（今陕西渭南），赵师韫还只是个县尉，管着当地的治安和刑狱。徐元庆就是下邽人，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他爹徐爽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户，不知怎的就卷进了一桩案子，被赵师韫抓了起来，没过多久就判了死刑，脑袋挂在城门口示众了。那时候徐元庆才十几岁，趴在城根下哭了三天三夜，他不相信爹会犯罪，更不相信爹的罪能到判死刑的地步。

他试过上访。揣着干粮跑遍了同州的大小衙门，跪在地上递状纸，可没人理他。有人说他爹确实犯了死罪，也有人说赵县尉办案向来“果断”，劝他别白费力气。徐元庆看着赵师韫步步高升，从下邽县尉调到长安，再调到洛阳做京官，而自己只能守着空荡荡的家，心里的恨就像野草一样疯长。

他想，官官相护，朝廷不给自己做主，那自己就来当这个“主”。 于是他变卖了家里的薄田，揣着钱一路辗转到了洛阳。他知道赵师韫是京官，住的地方警卫森严，衙门更是进不去，唯一的机会，就是等赵师韫外出住宿。

洛阳的官办客栈有几十家，他随便选了一家，隐姓埋名当起了店小二，这一等，就是三年。每天端茶送水时，他都在留意进出的官员，直到那天看到赵师韫的身影，他知道，自己等的日子到了。

案子报到武则天那里时，朝野已经吵翻了天。一派大臣说，徐元庆杀的是朝廷命官，不管什么理由，杀人就得偿命，要是赦免了他，以后谁都敢借着“报仇”的名义杀官，朝廷的威严何在？

另一派大臣却觉得，徐元庆是为父报仇，这是“孝”啊！本朝以孝治天下，他杀人后还主动自首，没想着逃，这份孝心和义气，不仅不能杀，还得表彰，让天下人都学学他的孝行。

两边吵得不可开交，武则天起初也拿不定主意。她知道武周刚建立，需要拉拢民心，“孝”是最好的抓手；可要是真赦免了徐元庆，又怕官员们寒心——连御史大夫都能随便杀，以后谁还敢替朝廷做事？

犹豫了几天，她还是倾向于赦免徐元庆，毕竟“孝”的名头，比杀一个平民更重要。

可就在这时，有个人站出来反对了，这人就是右拾遗陈子昂。

陈子昂那会儿刚因“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句在文坛崭露头角，官阶不高，从八品的右拾遗，没什么实权，却有个特殊的职责——能直接给皇帝提意见。他听说武则天要赦免徐元庆，立马写了篇奏疏，连夜递到了宫里。

在奏疏里，陈子昂把话说得很重：“从来没听说过杀人能无罪的！徐元庆杀了御史大夫，这是铁打的罪证，要是因为他‘孝’就放了他，那法律还有什么用？以后老百姓都照着他学，今天你为父报仇杀人，明天他为兄报仇杀人，天下不就乱了？”

但他也没把话说死，反而提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徐元庆不是想‘成仁’吗？那就让他成仁。先把他处死，维护法律的威严；处死之后，再给他修坟立碑，表彰他的孝心，这样既没坏了法律，也没丢了道德。”

武则天看完奏疏，觉得这话在理。既维护了朝廷的面子，又没落下“不重孝”的话柄，于是改了主意，下令把徐元庆抓回来处死，死后还真给了他一块“孝义之士”的碑。

案子就这么结了。赵师韫的家人得了朝廷的抚恤，徐元庆成了“孝”的符号，陈子昂也因这篇奏疏在朝堂上露了脸。

可谁也没想到，一百多年后，这桩早已被人遗忘的案子，会被一个叫柳宗元的文人重新翻出来，批得一无是处。

那时候已是中唐，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闲居在家时翻到了陈子昂的那篇奏疏，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提笔写了篇《驳复仇议》，把陈子昂的观点驳了个体无完肤。

在柳宗元看来，陈子昂的主意根本就是“自相矛盾”：“你说要维护法律，就该依法判他死罪；你说要表彰道德，就该赦免他的罪行。现在倒好，杀了他再表彰他，这不是让老百姓糊涂吗？到底杀人是对是错？到底孝行该怎么推崇？”

他觉得，这案子的关键根本不是“法律”和“道德”的冲突，而是当年赵师韫判徐爽死刑，到底是秉公执法，还是冤假错案。要是赵师韫当年没判错，徐爽确实该杀，那徐元庆就是故意杀人，不仅该杀，还不能表彰；可要是赵师韫当年办了冤案，把无辜的徐爽杀了，那徐元庆的复仇就是“替天行道”，朝廷不仅不该杀他，还得给徐爽平反，给徐元庆赔罪——“连办错案的官员都该羞愧，哪还有脸杀复仇的人？”

这话戳中了案子的要害。可在那个年代，没人能再去查证当年徐爽的案子到底是真是假。赵师韫早已死了，徐元庆也死了，连当年的案卷都不知道丢到了哪里。

柳宗元的辩驳，更像是一种对“司法公正”的呐喊——他想告诉世人，法律和道德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只要司法足够公正，就不会有“为父报仇”的平民，也不会有死于非命的官员。

在那个“皇权大于法权”的年代，法律常常要为道德、为皇权让步。徐元庆的悲剧，在于他找不到公正的司法途径，只能用最极端的方式为父报仇；赵师韫的悲剧，在于他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当年办的一桩案子，会让一个平民记恨一辈子；而陈子昂的局限，在于他只看到了“法律”和“道德”的表面冲突，却没看到背后“司法不公”的根源。

柳宗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看透了这一点。他在《驳复仇议》里写的，不仅仅是对一桩旧案的辩驳，更是对“法治”的期盼——他希望有一天，老百姓不用靠“复仇”来寻求公正，不用在“孝”和“法”之间做选择，因为法律本身，就能还所有人一个公道。

这桩发生在洛阳客栈的血案，早已随着洛水的波涛远去。可徐元庆的隐忍、赵师韫的意外、陈子昂的纠结、柳宗元的清醒，却像四颗棋子，在历史的棋盘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直到今天，当我们谈论“法律该保护谁”时，依然能从这桩旧案里，找到些许答案——法律既该保护像赵师韫这样的官员不受非法侵害，更该保护像徐元庆这样的平民能得到公正对待；它既该维护社会的秩序，也该守护人心的道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出现“为父报仇”的店小二，也才能让“杀人偿命”的法律，真正赢得所有人的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