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丰之子:父亲是遵义会议唯一支持博古的人,但他知错能改不搞阴谋

“1946年深秋的枣园，你真没后悔过吗？”何明对着炭火试探，时间是晚饭后七点。凯丰抬头，咳了两声，说：“后悔也得干，错了就改，革命不是耍心眼。”

凯丰本名何克全，1906年生在萍乡。少年肺疾缠身，他却偏爱踢毽子、爬矿坡。1925年五卅风潮传到江西，他跟着省港大罢工的消息跑到广州，第一次听到“布尔什维克”三个字，很新鲜，随口背下来，日后他真成了“二十八个半”中年纪最小的那一位。

1930年，他用“凯丰”这个化名在团广东省委签下文件，化名取自“凯歌振丰年”。他笑着对同伴说，革命也得讨个好彩头。随后大革命失败，他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那是政治高压的冰窖，也是青年人头脑发热的熔炉。博古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同宿舍，一起琢磨着怎样把课堂上的辩证法搬回中国。

归国后，他长期在团中央，天天跟一群青年鼓捣《青年阵线》。六届五中全会把他推成政治局候补委员，可他还要到处借稿费，常笑自己“红得慢，穷得快”。长征前夕，他被派到罗炳辉、蔡树藩的红九军团当中央代表，一顶灰呢帽陪他走过雪山草地，帽檐底下的日记写满损坏的补给情况。

遵义会议是他一生最尴尬的时刻。1935年1月，会场闷得能拧出水，他孤身站起，为博古和李德辩护，放言“毛主席不过看《孙子》《三国》打仗”。一句话把会场气氛推到沸点，周围人目光像小刀。聂荣臻会后揶揄：“小何，你这回顶风作案。”凯丰苦笑，“试试而已，服不服看事实。”

事实来得很快。四渡赤水后，他在苔藓满腰的河谷里看完毛主席起草的作战指令，暗暗对笔记写下四个字：军事天才。那天夜里，他把博古拉到火堆边，道歉只说了一句：“路线对，咱跟对。”此后他绝少卷入山头之争，只求“退一步，防止再错”。

到了懋功，他公开撰文支持北上方针，文章里指名批评张国焘的南下计划。张国焘气得拍桌子：“这小子白吃我的干粮！”然而中央军委还是把稿件刷红油印给连队当教材。凯丰体会到，枪声能止争论，印刷机也一样有力。

红军进陕后局势陡变。1937年西安事变，凯丰临危受命，代理中宣部长。他与吕骥合作写抗大校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歌词朗朗上口，边区娃娃一边打拍子一边背，老红军也跟着哼。有人调侃：“凯丰，你从山沟里唱到延河边了。”

接下来数年，他在武汉、重庆、桂林奔走，手里的宣传材料从油墨味变成铅印，再到蜡纸油印，折腾到深夜。张国焘叛逃、王明搅局，这些风浪他都协助周总理一一平息。长江局撤销那天，周总理拍拍他肩：“小何，别累垮，江汉平原还要靠你的嘴巴和笔杆。”

1942年，他回延安再次署理中宣部工作。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上印着“毛泽东 凯丰”，他忙得喘不过气，又乐在其中。周围有人议论他在遵义时“左得厉害”，他自嘲：“左过，但没拐弯抹角吧。”毛主席看他仍咳血，递来一盒纸烟让他少抽，他回敬半句湘谚：“烟瘾不重，责任重。”

七大筹备阶段，毛主席向大会推举他进入中央，终因票数不够落选。会后毛主席与他并肩走在杨家岭土坡，长叹：“路远，慢慢走。”凯丰嘿嘿一笑：“走着呢，主席。”短句淡，可当夜他伏案检讨多次，把自己写到“极端主观”才罢休。

抗战结束，他随大批干部北上东北，任东北局宣传部长。到沈阳第一件事，他把散装报纸样张摊在车站台阶上，招呼几个印刷工：“今后它叫《东北日报》，咱得让老百姓看得懂。”报头请毛主席题字，他还讨来一行批注：“注意调养。”可惜病根已深，天一冷便咳血，报务员常看见他一手捂胸口一手改版面。

1949年开国大典后，他短暂当过沈阳市委书记，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学院里的年轻教师回忆，他讲课时气喘得厉害，却硬把列宁的《怎么办？》逐段对照中文译文核校。有人劝他多休息，他摆摆手：“别学我当年犯的急躁病，但也别偷懒。”

1955年冬，他在阜外医院病房里写给何明的最后一行字是“多读兵书”，那只旧钢笔停在半页稿纸。四十九岁，呼吸机都留不住。他一生常被说“少年气”，倒也算言出必行。

2006年，凯丰百年诞辰，何明代表家属发言：“父亲最大长处是错了就认，从不在背后搞花活。”会场里不少老同志点头。有人补充：“还有，那首校歌，后辈一直在唱。”灯光暖黄，声音不高，却把一个短暂而坚定的生命勾勒得分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