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昏迷中去世，厨师韩阿富得知后追悔莫及：这是我的失职啊

“凌晨一点，韩师傅，主席还是没醒。”——1976年9月9日，警卫李银桥压低嗓门，声音在菊香书屋的走廊里回荡。韩阿富攥着手里的毛巾，手心全是汗，他点点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夜很闷，窗外柳枝不动。病房门半掩，抢救设备的指示灯忽明忽暗，空气里弥漫着药味和淡淡的鸡汤香。就在几个小时前，他才把最后一碗鱼头汤端进保温箱，心里反复念叨：主席醒来得先垫垫肚子。可如今，医生们神色沉重，一切希望都悬在那台心电监护仪上。

韩阿富从1954年进中南海，在灶台前站了整整22年，早就练就了“闻香知喜”的本事。主席咳得厉害时，他把牛肉汤熬得极烂；眼睛做手术那阵，他又换成碎米粥，好嚼好咽。那一勺一筷，看似小事，却是他唯一能替主席分担的方式。

可从1976年6月开始，情况完全变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无声地蚕食着主席的肌肉，鼻饲管成了维系生命的通道。医生给出严格食谱：高热量、细颗粒、温度不超四十五度。韩阿富学会了把鲫鱼剁得细如糊，再过筛两遍，只为顺着软管顺利滑入胃里。他私下说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菜端不到嘴边，我这厨师只剩半条命。”

时间回拨到二十三年前。1953年的西子湖畔，天刚亮，韩阿富正弯腰捞鱼，背后忽然有人问：“小师傅，手别滑，湖水凉。”他抬头，愣住——那张慈祥却又熟悉的脸，正是毛主席。湖风一吹，他才回过神来，连声答“是”。西湖醋鱼的清香，成了他进中南海的敲门砖。

然而进京第一年，他也打过退堂鼓。北方干燥，南方胃难服；中南海纪律严，一张出门条都得层层盖章。他跑回杭州，两天后就被公安分局局长敲门“请愿”。那一通批评把他骂醒：国家领袖选中你，你却想当逃兵？思来想去，他提笔写了三千字检讨，再背上行李北上。后来他常说：“那次要真留在西湖边，此生再闻不到主席喊‘叫花子鸡’的声音。”

进入七十年代，主席健康每况愈下。1974年，徐德隆教授握着棉签，在主席脚底轻轻一划，肌肉微微抽动，症状已十分典型。可面对“无法逆转”，医疗组除了减轻痛苦，别无他法。韩阿富也被推上“特殊护理”名单：盐要少，油要净，固体颗粒不能大于一毫米。每做完一道菜，他先过细筛，再舀一勺放进自己嘴里试温度，才交给护士。

9月7日下午，主席骤然苏醒，手指在床头敲了三下，写下一个“3”字。张玉凤猜他想看三木武夫的材料，忙送来文件。书只翻了数页，又陷入深度昏迷。轮到韩阿富值班的那一夜，他准备了四样高汤：椰子鸡、牛肉、鲫鱼、鱼头。汤一沸，他就掐表保温，生怕温度不合格。谁料天亮前半小时，病房里只剩仪器声，医生摇头示意离开，输气罩徐徐被抽走。

“主席是空着肚子离开的。”通报结果时，没有人责怪他，可他觉得胸口像压了块巨石。那四碗汤整整热了七次，最后却连一滴也没送进主席的胃里。韩阿富跪在厨房门口嚎啕大哭，话反复一句：“我的失职。”

日子还得往前走。退休后，他住在南长街，每年同在主席身边服务过的老同志都会来泽园酒家聚餐。李敏来时，总会拍拍他的肩：“韩叔别自责，父亲最念你的饭菜。”他听了点头，笑得憨，却又悄悄红了眼圈。

年年清明，他都会在案板前摆一尾鲫鱼、一块五花肉，再放一盅米酒。切姜、热油、翻锅，步骤从不省略，仿佛主席就站在门口，随时会推门进来喊一句：“告诉韩师傅，来只叫花子！”此刻，他才会轻声回答：“主席，菜好了，汤也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