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张学良接待了张学思夫人谢雪萍：我最喜欢四弟，有骨气

2000年6月10日，檀香山的落日映到窗台外，“弟妹，你可算来了。”百岁老人的声音微哑，却带着少年似的雀跃。

2000年初，为给张学良筹办百岁寿宴，家人拟定名单时，一张早被时局拆散的亲情坐标再次被标注出来——张学思的遗孀谢雪萍。对方接到邀请函时，只回了四个字：“一定前往。”十天后，她跨越太平洋抵达夏威夷。

陌生而热烈的寒暄过去，张学良率先提到四弟。“学思那股子倔劲儿，你最清楚。我这把年纪了，再回想，还是四弟最有骨气。”一句话，让谢雪萍的记忆被拉回五十年前。1950年春，美国商船甫一靠岸，60多岁的许澍旸便拎着几只皮箱和四万美元存款登陆天津。那一年，中美海上航线很快因朝鲜局势而中断，老人像是踩准鼓点一般，险些就被时代关门“关”在外面。

许澍旸自小出身铁匠家庭，扫盲运动前，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却偏偏有股不服输的狠劲。嫁进奉天张家后，她开口就要读书，“不识字，怎么管家？”管家没给机会，她就偷学；孩子识字，她跟着背；张作霖嫌她不够温顺，她干脆带着两个儿子远离帅府的喧嚣。这份“犟”，张学思学了十成。

1925年奉天街头的五卅游行，是少年张学思第一次把家门外的世界和书本连起来。他举着横幅喊口号，回家后追着老师问：“为什么不能跟日本人打一仗？”那一年，张作霖坐在关东军高官的晚宴上，少年则把世界地图摊在膝头琢磨。师长评价：“这孩子眼里有火。”

易帜风波后，帅府变了调：电话、留声机、雪茄味道混成一股新鲜的气味。张学思有时会陪大哥练网球，可更爱泡在书店。十四岁那年，他随家庭教师王西征南下北平。临行前，母亲递给他一只小皮包，只说一句：“路上别怕，学的是胆识。”皮包里只有一张存折与一个新名字——张昉。

1930年端午，张学良在各房走动，例行发红包。他随手翻到丁玲的《在黑暗中》，脸色当场沉下来：“这可是共产党的书！”张学思合上书，轻声回道：“文字若能照见人心，就值得保留。”兄弟俩第一次正面顶撞，从此路向分明。三年后，长城抗战前夜，他已是北平地下党交通员。

1949年，张学思随军南下，筹建海军院校。家属院的周末，总能看到一位老太太提着点心匣子来串门——许澍旸坐不惯兵营，却又想念小儿子，到北京后把天津旧宅变卖，换了个四合院，只为离海军司令部近一点。谢雪萍常笑：“老太太比机关干部还懂统筹。”

1961年1月，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在北京饭店举行。席间有人提到台湾新出的《西安事变忏悔录》，说少帅自认“犯下滔天大错”。张学思听后，眼圈瞬间发红，放下酒杯径直走出宴会厅。周恩来轻拍他的肩膀：“民族大义，终有公论。”那晚，北京城的气温逼近零下，谢雪萍借给丈夫一条围巾，两人默默走了两公里才打到车。

转眼世纪更替，张学思已去十三年。百岁宴后的第三天，张学良仍兴致勃勃，把谢雪萍叫到客厅又聊起家事：“二弟学铭，太懂得趋利避害；三弟学铨，一脑子学问，却少了些担当；要说真顶天立地的，还是学思。”老人顿了顿，用东北口音拖长语调补了一句：“这孩子像火，烧得旺。”

临别时，谢雪萍没有问西安事变，也没谈《忏悔录》。她只说：“四弟如果知道您康健，肯定高兴。”张学良笑着点头，目光飘向窗外高耸的棕榈，“我欠他的，不是几句夸奖，是一家人能围坐一桌的日子。”

飞机穿越国际日期变更线，谢雪萍靠在舷窗，心里浮现当年王西征一句话：“世界是人造的，不合理就推倒重来。”她忽然意识到，这句“狠话”，正是张学良与张学思最深的共同点——一个在西安敢扣蒋，一个在大连敢筹建人民海军。路径不同，底色却击掌相合：以身试刀锋，只挑硬活干。

后来，她把夏威夷的见闻写在信里寄给女儿。信末只有短短一行：“你大舅说，四弟是一团火。火灭了，但灰里还烫，我触过，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