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去世当天，叶剑英邓小平纷纷到场，江青当众高喊：小超小超

“上午九点半，急救还在继续——快请小超来！”1976年1月8日，305医院三层的走廊传出这句短促的呼喊，擦身而过的白大褂都能感觉到空气里掺了冰渣。没人愿意相信，周恩来距离他们正在远去。

此时距他确诊癌症已近二十个月。为了减少干扰，病房窗帘常年拉着，只有仪器的灯光一闪一闪。周总理不肯多占用医疗资源，连镇痛剂的剂量也一再下调。医护人员心里发酸，却也只能顺从他的固执。

八点五十左右，监护屏突然出现大幅下坠，心率从一百四十跳水到七十。张佐良和胡克家对视一眼，立即做胸外按压，同时通知西花厅。电话另一端，邓颖超刚漱完口，“我马上来。”她话音未落，就听见牙杯撞在洗手台的脆响。

邓颖超赶到时，抢救已宣告停止。被撤下的插管整齐码在推车上，床单平整得像检阅方阵。她扑到丈夫身前，声音嘶哑却依然带着天津腔的尾音：“恩来，我晚了一步。”旁人全都低头，没人忍心多看这对伴侣的诀别。

差不多同一时段，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室里，汪东兴推门而入。叶剑英摘下老花镜，眉头紧锁；邓小平站起，问：“出事了？”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沉声交代：给主席报告、驻外使馆降半旗、海防进入一级戒备。指令干脆，没有多余词句。

叶剑英随后去了作战部。多年后有人回忆，那位白发元帅离开会场时步子踉跄，像是忽然老了十岁。下午一点，他与邓小平一前一后抵达305医院。两人对视片刻，同时向遗体深鞠躬，军礼与文官礼并排出现，场面异常肃穆。

有意思的是，江青大约在两点半现身。她穿一件暗色呢子大衣，脸色比衣服还沉。走到病床前不到一米，她忽然转身，高声喊：“小超，小超！”语调拖得很长。原本抽泣的亲友全被这突兀动作震住，病房刹那间只剩她的喊声回荡。

几秒后，邓颖超被搀扶出来。她强撑身体，礼貌地点头，江青轻轻抱了抱她，低声说了两句“节哀”，随即匆匆离去。有人注意到，江青眼眶干燥；有人则在意，她并未向遗体鞠躬。场面略显尴尬，却没人挑明。

江青和周恩来的旧账，知情者不多。三十年代在延安的那次摔马事故，是她“策马扬鞭”的结果，周恩来右臂骨折、终身伸展不直。周总理对外闭口不提，连邓颖超都蒙在鼓里。江青自知理亏，后来常去探望，两人表面客气，实际隔着难以言说的裂缝。

回到1976年的病房，李先念最早提出必须举行追悼会。邓颖超转述周总理遗愿：不保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李先念红着眼圈说：“不行，老百姓要送一送他。”其他人齐声附和。最终，追悼会日期定在1月15日。

接下来几天，邓颖超几乎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处理所有细节：从追悼会布置到花圈费的每一笔支出，她都一一签字。她让空军每天从广州空运菊花，只为让病房与告别厅维持周总理生前喜欢的淡淡花香——这一点谁也劝不住。

讨论悼词人选时，江青再次发声：“让王洪文或张春桥读比较恰当。”叶剑英没客气：“周副主席主持国务院工作，当然由他来。”说完看向邓小平。小平同志略一点头，声音低而稳：“我来。”

15日，人民大会堂万人肃立。邓小平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读完悼词。最难的一段提到“七十多年革命生涯”，他停顿了半拍，似在强压颤抖；礼堂里传出压抑的抽泣。广播同时传遍全国，许多工厂自动停机三分钟，火车鸣笛，城市的喧嚣消隐。

11日晚周总理火化时，邓颖超把额头贴在棺盖，几乎昏厥。她反复呢喃：“恩来，这次是真的各走各的路了。”叶剑英扶着她肩膀，粗声安慰：“大姐，咱们还要干事，国家离不开你。”这句简单的话，让在场许多人默默别过头。

午夜时分，骨灰盒暂厝灵堂。窗外有风，吹得松柏沙沙作响。邓小平离开时回头多看了一眼，他后来告诉身边人：“他一辈子做了那么多事，这么小的盒子就装走了，想想心里发堵。”

依照遗愿，周恩来的骨灰最终被撒入祖国的大江大河。没有墓碑，也没有雕像，可在那年冬天，无数人自发地在街头贴出白纸黑字：恩来同志永垂不朽。那股朴素的悲痛，比任何官方形式都更能说明周总理在人民心中的分量。

一个时代就此翻页。叶剑英与邓小平在之后的旋风岁月里扛起重担；江青则在九个月后以另一种方式登上历史的审判席。无论后来风云怎样变幻，1976年1月8日病房里的那声“恩来，我来晚了”，以及那声突如其来的“小超”，都成了亲历者挥之不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