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葳：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评西法大剧社的话剧《我没错》

【摘要】西法大剧社的《我没错》是西北政法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学生赵徐沁萌编导的一部五幕话剧。该剧虽然是西法大剧社的一部优秀原创剧目，反映了互联网时代的一部分社会现实，但其方法和内容上还存在一些不恰当之处。如人物形象虚假，情节设计不合理，大团圆结局和主题思想有失偏颇等。

【关键词】校园戏剧；人物塑造；情节设计；LGBT现象；互联网时代

　　西风斜过阳关古道，悠悠驿铃伴随着诗人的轻吟浅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古往今来，多少个春秋日夜，多少位才子佳人，多少对同频共振的灵魂在同命相依、同气相求。华表一瞬千秋岁，当历史迈入21世纪，爱有赓续，更有嬗变。互联网时代的爱情依旧在人类文明的耀射下熠熠生辉，只不过它的阴影开始自成一体，即被称为LGBT的性少数群体。西法大剧社的五幕话剧《我没错》（编导：赵徐沁萌；2019年5月13日；地点：南校区小剧场）讲述的就是这个群体中的故事。

　　该剧讲述的是女强人刘改霞为延续香火诱使农村少女王素香成为其同性恋儿子宋毅阳的同妻，而王素香在律师苏玫清的帮助下最终发现真相并去“追求幸福，保卫权益”。《我没错》的编剧是聪明的，懂得在选题上取巧；可是“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如果己身的“金刚钻”不够出神入化，非常容易弄巧成拙。笔者将从剧本文学及该剧反映的社会现象两方面来讨论一下话剧《我没错》，希望通过庖丁解牛来促进对同类题材戏剧的认知视角转变、理解程度提升。

一、满纸荒唐言：创作方法与戏剧内容

　　文学创作是立足现实又超脱出现实的精神活动。即使荒诞文学或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超脱”二字也只是拔之于地而不触不周山，就好比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光怪陆离，也是由精准的素描线稿逐步删繁就简而成。《我没错》虽然也有不错的文学内容，是西法大剧社的一部优秀原创剧目，[1]但剧中的人物刻画生硬，情节的转折也有些突兀，不符合人物内心发展规律。

　　或许是因为篇幅字数限制，作者始终刻板追求一种平地惊雷式的演绎，但这种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造成读者和观众拼接式的的感受。文学巨擘托尔斯泰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恸哭不已，亲人对此感到诧异，只见托尔斯泰悲叹，“安娜死了！”亲人由诧异变为疑惑：“那你为何不让她活着呢？”托翁喃喃道，“她不得不死”。古今中外众多作家都认为，一旦开始写作，笔下的人物们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行为不再受作者控制，他们要死去，作者也无法让其活着。可以说，写作只是一种另类的纪录。

　　人物形象是文学的灵魂，塑造出好的人物即是文学作品一半的成功。但《我没错》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却存在明显的败笔。首先，刘改霞这一人物设定过于脸谱化。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的一大弊病便是平面感，而平面感的病根又在于语言的过度符号化。更加致命的是，当读者读到这些挤成一堆的语言符号时，不仅会觉得人物扁平，还会有一种作者似乎是在拼尽全力强调什么的迷惑感受。

　　这样的心理状态会促使读者思绪无法继续受情节引领。对于文学素养一般的读者，这会减弱他们的阅读兴趣，而对于素养较高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会开始对文本进行推敲和质疑，而这又无疑与文学创作的初衷背道而驰。对于剧本这样的特殊文学体裁，尤其要注重人物弧光的打磨。好的人物弧光可以照亮人物心路历程，而不刺眼、晃眼。在创作过程中，人物的块块血肉应当多植入在肢体语言中而非张口“姐是老板”闭口“走南闯北”的台词中。譬如可以将人物刘改霞平时在工作中身居高位的情境下所具有一些习惯性小细节带入到日常起居中来泥塑人物的自视甚高、不以为意的特点。此外，对于这种“不经意的表露”需要编剧掌握很强的分寸感，否则一切的“不经意”都是经意，如目前网络流行的“凡尔赛文学”[2]就是如此。

　　《我没错》的编剧对刘改霞这样的强势女性形象存在偷换概念的嫌疑，即把强势女性形象和蛮不讲理的泼妇划等号。真正的所谓的“女强人”应该是总体风格雷厉风行而时时刻刻又透露着深不见底的精明，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给予自己的性别上的优势来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最终当你还未弄清情况就已被暗暗拿捏，被玩弄于股掌之中。可《我没错》中这个在自己的诱骗对象面前向老公儿子无厘头地撒泼而尽损形象的怨妇，真是让我们观众不禁提了一口气。生活中女性找个好婆家本就不易，而王素香眼见种种可想日后，却依旧被编剧生拉硬拽去结了婚。这样不合逻辑的设定映射到现实中，未免是滑稽可笑的，是不讲道理的。

　　文学创作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刘改霞的生硬塑造，王素香的回应也体现出一种不正常来。正如上文所言，真正的强势是“刚柔并济”的，如果想让王素香与刘改霞这两位素昧平生的、不同阶层的人迅速走到同一屋檐下，让前者能答应后者来“闪婚”，那必是后者够有城府，够巧舌如簧，够会用她那一丁点儿的楚楚可怜却还掺着七八分的精打细算来使前者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王素香没有了原来的自卑、惶恐与犹豫，必然是刘改霞或不断攻心，或恩威并举，够称得上一番操作。可笔者看了第一幕，觉得该剧颇有一种头重脚轻之感。编导的构思没有在剧情中迎风舒展，后来关于结婚的谈话本应是作为牵头人的刘改霞粉墨登场，尽显威风，偏偏在处理上直接由其一句“一会儿我儿子就回来了”大步跨过。

　　在之后的多人对话中也没有将刘的思想工作重任贯穿到底，而是将本就不多的对话中三分之二的大段篇幅甩手撂给宋毅阳，最终事情的回应也仅是宋一句任性的台词“咱们去结婚”。至此，似乎编剧觉得终于圆了回来，长吁一口气，直接在第二幕开头交代了二人已结婚的事实。可第一幕中对话这一关键部分在情节上并没有起到理应有的实质性的推进剧情作用。刘改霞原有作用的缺失和情节处理仅靠宋毅阳的任性一言草草收尾，让观众感到怅然若失，摸不着头脑，而对于王素香的刻画缺失更是让人如坠五里雾中。

　　可以说，第一幕本应由刘改霞挑起的重担撂给了次要地位的宋毅阳，而宋毅阳又任性地撂给了王素香，不知所措的王素香毫无选择的余地，还来不及过一遍挣扎纠结和利弊权衡的思想过程的场，直接被宋拉着小手到民政局领了证，挑子摔在地上，作者拾起来撂给了观众——“就这么个结果，您自己看吧。”在突兀之后，只剩下没回过神儿的观众面面相觑。

　　其次，王素香的人物塑造上存在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还牵扯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编剧心目中的王素香“‘纯朴’老实”，但又 “偏执蛮横”。这样矛盾性格如《红楼梦》中的晴雯。怎会又老实又蛮横？性格确实可以多样化，但不应存在矛盾的设定。如果想要表现复杂的性格，又需要编剧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可戏剧不是小说，确实难以做到。前几幕的王素香有主见，知道自己向往什么、追求什么，而到了后几幕她发现被骗后确实也流露出了一定的决心，但在情节最后却回心转意，剧情整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地抹杀掉了王素香三年求证的隐忍与努力，而王素香本人也是着魔一般把所有经历抛在脑后，甚觉甜蜜。

　　编剧追求大团圆结局，但对于该类题材的戏剧创作而言，这种结局模式并非佳选，按编剧追求平地惊雷的效果的目的，不如顺势写就同样常见的欧·亨利式结尾。至此，前几幕对王素香性格的崛起的铺垫与刻画功亏一篑，究其原因则需将视角拉回至对社会现象的思考。

二、一把辛酸泪：剧中反映的社会现象

　　LGBT群体及其亚文化包括同性恋、双性恋等不同部分，而同妻这一社会现象更多见于同性恋群体中，是LGBT中最为人诟病的糟粕，因为它不再是简单的群体内部的病态狂欢，而是蔓延至本无罪过的人身上，造成命运悲剧。同性恋于男女群体都有分布，碍于中国社会传统视角压力和舆论氛围，加之中国并未像欧美一样出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律政策，中国的同性恋群体往往都是“深柜”，将自己包装成正常人的模样，而转身将平日里持续压抑的内心在群体内部消解。面对婚姻时，LGBT群体深感惶恐，尤其中国的长辈向来有催婚的传统，而单身越久越容易被怀疑。

　　很多没有“出轨”的LGBT群体往往采取跨性别内部消化的方式来应对，即男同性恋者与一位女同性恋者达成约定结成表面夫妻，之后私下里再各自寻欢作乐，寻找精神寄托。但现实里最大的问题在于女同性恋群体占比很少，绝大多数的男同性恋者无法找到可以与之结成表面夫妻的女同性恋者。因此，很多男同性恋者向社会公开自身同性恋身份后失去工作和朋友，乃至亲属的信任。他们在无法找到女同性恋伴侣的进退维谷的境地时，只能依旧一直保持单身。但是，如《我没错》中的这种现象也是有的，部分人自私自利，邪念涌动，与正常取向即异性恋的女性结婚，这便是所谓的同妻。

　　当女性成为同妻后，男性便自己出门寻觅男伴，彻底将女性丢在一边。同时男性为了能够保证自己可以心无挂碍地去寻欢作乐并且出于自身对异性的排斥，不会与女生发生性行为，更不会生养孩子，如宋毅阳和王素香一般婚后毫无体肤之亲。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很难抽身于婚姻，因为男性为使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不被曝光而会全力保证婚姻不分崩离析，女性也因此难以收集到有法律效力的证据，通过上诉法院来裁定离婚。

　　《我没错》中王素香为收集证据隐忍了三年之久，而现实中想实施同样的行为只会更加困难。此外，女性由于已婚的缘故，就算与男性分居自己也去寻找新欢，仍无法和其结为夫妻形成自己的家庭。由于中国同性婚姻本身就不合法，对男同性恋而言本就没有和所爱之人结婚这回事，他们无需去考虑女性那般离婚后再婚的程序，又何来同妻对幸福可望不可即的困境呢？因此，同妻婚姻的结果往往都出奇的一致：男性与同性伴侣夜不归宿，女性独守空房孤独终老。

　　很多新闻都有对同妻的报道，当一位头发花白、满脸岁月雕凿痕迹的老年女性出现在你我面前时，怎会有人不痛心？同妻行为是触犯法律红线、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是以女性垫脚去采摘男性欢愉的不道德行为，而这与热心于耽美文学、耽改剧[3]人士眼中的“磕CP”是云泥之别，何止“工业糖精”，这已是用女性的生命为原料熬制的毒药。在《我没错》，宋毅阳口口声声要追求幸福，但始终没有考虑到王素香的内心感受，而在以这一切为事实的前提下再看他最初的道歉，我们未为不可认定他为明知故犯。

　　从人物前后有限的戏份上我们仍可得出，王素香在他眼中始终不过是其母刘改霞的一个“分身”，宋毅阳与王素香吵架、作对，也不过是在其受限于同性恋的特殊身份而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妈宝”这一身份的被动处境下，对自身自由抉择人生模样的一种非常有限且苍白无力的控诉与呐喊。因此，宋毅阳与王素香的对话实际上并不是宋真正接受了王的妻子身份而去正视她、与她平等对话，而是宋毅阳将王素香视作刘改霞的延伸，去与其母隔空叫板。这种看似复杂、难以理解、实则简单甚至是病态的可笑行径正是同妻带来的后果。宋毅阳的婚姻始终由刘改霞支配，刘改霞自始至终都五指合拢住宋毅阳，因此宋毅阳始终叫喊着要去“追求幸福”——他比一般的同妻婚姻中的男性只享受有一半的自由。

　　从这个维度出发可以看出，西法大剧社演出的《我没错》中的刘改霞本应当被塑造成一位精明过人、懂得以退为进的女性。为了满足传宗接代的愿望，她从原本逼迫儿子变得与正常异性恋一般和女性交往，后来只要能生下孩子对儿子私下怎样她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欺骗王素香去做手术，将其当做一台生育机器而从不考虑王的生理、心理双重感受。

　　刘是个冷血自私的女人。可是这些特点在全剧上下并未拥有应当有的刻画力度，甚至在结尾作者为了大团圆而将其推翻，刘改霞俨然一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得道高人之姿，这使人物形象不仅没有立体起来，还让人因前后矛盾的言行举止感得困惑。难道仅仅张嘴道个歉就可以让人洗心革面、一改前非吗？。《我没错》中的刘改霞形象与西法大剧社同一天演出的《寻“我”》中的徐海信形象相比，更说明了编导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该剧的一大败笔。[4]徐海信这个人物形象不仅具有典型性，编剧对其性格的丰富及其发展过程的描写也是《我没错》无法比拟的。

　　非常可惜的是，尽管宋毅阳只能享受到在刘改霞掌控下的“一半的自由”，同妻婚姻对王素香的伤害并未因此减少半分。前文提到的王素香这个人物形象前后不一致的情况的原因也在于此。作为刘改霞攥在手中的一个“工具”，王素香承担着传递刘改霞意愿的任务，但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该剧中间两幕对其描写看出她并非真的就只是个“工具”。她懂得翻宋毅阳的手机看聊天记录，懂得把手机赶紧藏在身后不被宋发现，并且通过“调虎离山”去继续证实自己心中的疑问，懂得向其律师好友求助，更懂得让自己变得足够坚强去隐忍整整三年，细心搜集足够多的证据使自己可以通过法律渠道捍卫自身权益。

　　可是，在该剧最后，王素香仿佛摇身一变成为了《红楼梦》中的傻大姐，原来的坚忍个性一扫而光，对于什么是无人问津，什么是茕茕孑立，什么是被骗入虚假婚姻的痛苦一概不知。她对于过往的经历也毫无知觉，甚至原本是刘改霞先提出的“签合同”式的婚姻，本身需要自己同意之后才能够进一步“闪婚”，达成刘改霞的愿望，到后来也扭身变为了王素香对刘改霞开口先千恩万谢，仿佛是刘改霞使其重获新生了一般。这不仅颠覆了王素香的“执着”的性格，更是对观众智商和记忆力的一种侮辱。并且在该剧最后，宋毅阳先说完自己要出去“追求幸福”，又对王素香说，“对啊你别走了，正好有你在我爸妈身边照顾他们，我放心。”

　　难道就允许宋毅阳这个无耻懦夫对这三四年的婚姻惨案不负任何责任，而可以彻底甩手放开去外面去追求他所谓的“幸福”，而王素香却继续禁锢住她奔向幸福自由的双脚，让她在这个满是欺骗的“家”中去代替宋毅阳赡养原本与她毫无缘分的公婆吗？戏剧创作中写出这种碾压智商还要被夸赞“好聪明”的行为是编剧在沾沾自喜还是掩耳盗铃？归根到底，可以说这是作者对女性主义的反向表达。原本争取男女平权、捍卫女性自身幸福与利益的女性主义成为了以愚蠢为智慧、将个人的权利与选择碾在脚底而向权势者低头的旧社会女子“三从四德 ”。

　　如果说对于LGBT中同性恋群体同妻现象的美化还可以以不接近、不了解为由开脱，那么对于上述女性主义的反向表达，又该作何解释呢？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在戏剧创作演出中，“如何在男女角色共存、同性异性恋平等的场景下弱化性别二元对立，消除性别及性向群体标签，将叙事主导性及优劣势与性别性向脱钩，转向注重角色个体特质的关注等，是未来创作者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5]

　　三、互联网时代的畸形亚文化与戏剧创作

　　观瞻当代社会，男同性恋的问题与女性主义表达的问题长期以来都占踞着热点和流量，但时下由于网络文化的盛行，人们往往对其经常采取娱乐化的解读方式。显而易见，这无非也是“娱乐至死”传播现象脚下的一颗图钉，虽然很难惹人眼球，但一定会让你实实在在地去“感受”到它的存在。典型如在男同性恋科普视频中发送“烧0”、“老婆你快说句话呀”“错字受”的弹幕，在女权视频中发送“中华田园犬”“马保国”“是谁在打太极拳”的弹幕，而在相关的评论区中更是能直观感受到人们玩世不恭的态度。这不仅是将部分的主流文化、优秀文化魔改，腆脸嬉笑地拿来和小众亚文化原地生出畸形的孩子，更是这类社会阵痛的雪上加霜。

　　原本不了解LGBT群体及其亚文化与女性主义的人们也借由互联网的广泛传播，从这些娱乐化解读中了解到扭曲的知识，进而形成自身扭曲的三观，再向周围的受众进行扭曲的传播，最终只会巩固现在扭曲的文化氛围。而在这种扭曲的文化氛围中只会有更多的歪歪扭扭的“刘改霞”、“宋毅阳”出现。“在西北政法大学举行过公演的几个戏剧社团中，南山剧社属于该校新闻传播学院，具有一定程度的专业性，能把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结合起来。太乙剧社属于外国语学院，以参加外语文化活动演出为主，存在明显的业余文化娱乐性质。而西法大剧社兼有二者的特点，既有一定的专业水平，又以文化娱乐为演出的主要目的，是该校历史最长，实力最大，也是最典型的校园戏剧社团。” [6]

　　西法大剧社一直以搬演经典名剧为主，但近几年也学习南山剧社，开始演出原创剧目。他们创作演出《我没错》的出发点是关注长久以来的这种社会伤疤，但编导的文学功底与经验累积并不能很好地支撑起这种深刻主题，并没有对这些还未得到国家与政府良好解决的问题建言献策。面对已有的伤疤还要笨拙地揭起、撕烂，这是不该发生的。也许有的读者和观众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正确的认知，而且他们“是通过人物眼睛看世界的。” [7]戏剧创作者如果不加强自身综合修养，提高艺术水平，那么最终大家都会陷入隐形的泥淖中无法自拔。

　　四、余论

　　从《西厢记》到《桃花扇》，再到时下最流行的孟京辉戏剧，中国戏剧中的爱情故事要么是才子配佳人， 要么是“才子配才子”，抑或是佳人遗世独立。爱情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题材。也许你反对写同性恋题材，过反对女性主义。但是，“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同性恋题材不是不能写，但看你怎么写，又怎么演。无论是LGBT群体的男同性恋中每位男性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还是女性主义表达的起始点上每位女性对个人幸福的追求，都说明了21世纪的人们对自身人生价值如何来定义的前所未有的重视。

　　今日的戏剧创作演出也当与时俱进，逆水行舟，须唾弃象牙塔，努力开拓新境界，万不可如《我没错》的结尾一般，一切倒流回最初的相遇，成为归零的闭合圆圈。现实总是要比艺术形象世界残酷，莽莽寰宇，也不过梁祝一对化蝶。漫谈至此，笔者不敢再多妄言，只由衷地希望每位少男少女都能勇敢地表达自我，追求幸福。

参考文献：

[1]吴一丹.陕西校园戏剧的主力军——西法大剧社演出史论[J].参花(上),2020(09):112-114.

[2]郭雪琪.精致的炫耀：网络“凡尔赛文学”研究[J].汉字文化,2021(S1):29-30.

[3]左伟楠.生态主体关系视角下网络耽改剧产业的良性发展探析[J].视听,2021(07):98-99.

[4]王华桢.自我的迷失与寻找——评西法大剧社的《寻“我”》[J].戏剧之家,2020(26):37-38.

[5]储晶.女性观众对华语男同性恋影视作品的观赏心理分析[J].心理月刊,2020,15(17):20-22.

[6]黄世智.中国话剧：形成、传播与常态[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272.

[7]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