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作为中国人，唯一想法是将两人处决”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枪炮声渐息，屠杀却刚刚开始。

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进行一场比赛，以军刀砍掉中国人的头颅数量定胜负。二人拄刀洋洋得意的神情，被照片定格，出现在当年的日本报纸上。

这张照片，成为电影《南京照相馆》重要细节。在历史上，这张照片以及相关报刊报道，将已改头换面的两个刽子手揪了出来，得到应有的惩治。

发现这张合影照片的，是高文彬。他先后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官、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秘书，是东京审判的全程亲历者。

2020年，定居在上海的高文彬以99岁高龄辞世。此后，他的家属将其生前手稿、图书、照片等2000余件物品捐赠给虹口区档案馆。档案馆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这些资料编码归类，并翻拍整理成册。

在虹口区档案馆恒温库房，我们透过这些档案，走进这位东京审判的亲历者，以及那段审判过程。

高文彬（左）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文内照片除特殊说明外，均为高文彬家属捐赠，虹口区档案局整理，刘雪妍翻拍）

参与东京审判

在高文彬留下的资料中，有一份他手写的辞职信。他向原本任职的上海第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法庭提出辞职。信中写道：“日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氏来沪招致中国译员，幸录取该庭，复以工作紧急命令即日就道，遂致不及走辞所有原任书记官一职，恳请准予辞去……不胜感戴。”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这个时候，一年前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高文彬，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参与这场大审判。

这是中国第一次参与国际审判。东京审判的审讯以英文进行，大量的文件和证据需要整理翻译，但中国检察官办事处人手极为缺乏，所以在正式开庭前，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回国招聘几位翻译前往东京工作。

在东吴大学法学院，高文彬接受了系统的英美法和中国法学习，且英语能力极佳，经老师刘世芳举荐，通过了向哲濬的面试。就这样，他成为参与东京审判的17位中国代表中的一员。

1946年5月16日，高文彬抵达日本。最初，他主要负责文书翻译。大约三四个月后，前期翻译工作基本结束，高文彬转任向哲濬秘书，负责国际检察局和中国检察组的联络和往来文件处理等。从他留下的资料可以看到，即使任务繁重，他的笔记依旧一丝不苟。

东京审判期间的文件复印件

高文彬的笔记本里，摘录了很多语句搭配

揪出“百人斩”元凶

东京审判是对外开放的。法庭门口有一间小屋，民众可以去购买旁听券，售完为止。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旁听者特别多。

日本在1945年签署投降书前后，有组织地销毁大量证据，要求“一张纸片也不能留下”，连士兵和将领的私人日记都要毁掉。所以在东京审判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份日本的会议报告，也没留下最高战争指挥委员会的笔录。

本以为南京大屠杀，举世皆知，但到了法庭上，日本战犯口径一致说自己无罪，就连旁听的日本人对这一事件也将信将疑。东京审判遵循英美法系，实行无罪推定。要给日本战犯定罪，必须有足够的证据。

于是，找到南京大屠杀证据的重任，再次落在中国检察组肩上。

为此，向哲濬陪同国际检察局局长回到中国，带着大量的证人证言再次来到东京。证据面前，南京大屠杀不容辩驳。

高文彬晚年回忆，当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审判退庭时，他正巧碰到旁听的日本人离开，“女的看到我们中国人就低着头，不敢正视我们。为什么？她们觉得羞愧！”

事实上，中国检察组对日军暴行的证据收集没有停留在已有的证人证言上。在东京审判中国部分的检察工作完成后，高文彬仍旧有空就到国际检察处的档案室查资料。那里集中了各种媒体报道、相关档案以及日方来不及销毁的机密文件。1946年的一天，他发现一份1937年12月的《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有篇标题为《百人斩超记录》的报道——

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少尉，在南京开创了“百人斩竞赛”的先例。在这场罕见的比拼中，两人在10日紫金山攻略战的战绩分别为106人对105人。10日中午，两少尉手持刀刃残缺的日本刀会面时，展示了这一结果。

野田：“喂，我斩了105了，你呢？”

向井：“我杀了106了！”

两少尉哈哈大笑起来。不管是谁先砍到100人的，他们马上达成一致意见，“算作平手游戏吧，再重新砍150人怎么样？”11日，他们果真开始了斩150人的竞赛。

资料图

高文彬基本读懂了报纸的意思。“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作为中国人，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两人处决。”

高文彬马上到资料室，将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自己留底，另两份交到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转寄到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因为东京审判主要针对甲级战犯，乙、丙级战犯的审判主要在国内。

高文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手稿

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在日本的留影

1947年，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作为丙级战犯，被押到南京军事法庭受审。被捕前，他们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当中，返回家乡，脱掉军装，头裹白布，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

接受审判时，抵死不认。向井敏明一口咬定，《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是假新闻，“记者浅海专为我颂扬武力，以博日本女界之羡慕，希望能早日获得佳偶，因此毫不足信。”野田毅坚称根本没有“百人斩竞赛”这回事，即使法庭出示了报纸上的照片和报道，他仍表示“那是记者的想象”。不过，他自己在家乡做报告时，却多次得意扬扬地说过“斩杀百人竞赛之勇士，说的就是我”。

两名战犯极力推诿，但终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他们被拉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

留住历史现场

在东京审判的两年多时间里，高文彬一直住在东京。或许是出于安全方面考虑，盟军严格控制各国代表团接触日本普通百姓，吃饭也要去指定地点。但高文彬没有闲着，他花90多美元买了台相机，每逢休息日，就带着相机和同事四处走走，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相片资料。

历经数十年，不少相片已经遗失，但留下来的依旧向世人展示了东京审判期间的日本。

有一个场景的照片特别多，其中最显眼的标志是照片上有一块标牌，上面写着：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ar East（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这就是东京审判所在地。代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标牌，插在门口小花园的土堆上；花园后面的大楼原先是日本陆军司令部，即日本侵华战争策源地，其时却成为日军罪行审判地。这可能就是历史的轮回。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还有些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背景的照片，主体是中国代表团成员。有的照片中，他们神情肃穆，还有的，看似神色轻松。但只要比对高文彬留下的其他资料，不难推测，所谓的“轻松”，只停留在摄影的一刹那。

因为更多的时间，他们埋头书案，搜集、整理日军罪行。晚年的高文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如果我们不能在有效时间内拿出足够证据的话，那些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很可能会逃脱正义的惩罚，如果不能把他们绳之以法，那我们在东京法庭的这些人怎么回来面对国内的老百姓？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在东京的那些人真有点度日如年的感觉。”

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留影

晚年高文彬（资料图）

高文彬保存的徽章

除了搜集证据、拍照记录，高文彬还有整理庭审记录的习惯。

在日常工作中，签收每天的庭审记录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两年多的庭审记录有数百本，他将数本装订成一册，打印上日期，贴在书脊上。或许与法学背景有关，高文彬想保留一份送给东吴大学法学院。

本来，国际检察处给每个国家的代表一份庭审记录，但高文彬经过沟通，得到了两份。在1948年8月完成中国检察组的工作后，他将两套庭审记录装了两个大木箱，与向哲濬共同乘坐“美琪将军号”邮轮回国。此后，一套庭审记录送到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另一套送到东吴大学法学院。

遗憾的是，后来这两套记录全部遗失。但能告慰老人的是，近年来，经过中外学者努力，中文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等均已出版。东京审判中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从未被人忘记。

而且，高文彬发现的线索、保留的资料依旧是研究东京审判的重要资料。如今，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中，挂着高文彬的照片，以致敬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提供的重要证据。他留下的其他资料，也在虹口区档案馆得到妥善保管，以待更多的研究者。

原标题：《想到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作为中国人，唯一想法是将两人处决”》

栏目主编：洪俊杰 图片来源：除说明外，均刘雪妍摄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刘雪妍 任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