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博：谣言的本质，是被压抑舆情的非正式表达

近20年前，四川大学副教授黄博在读硕士期间，偶然发现一则宋仁宗与宰相庞籍讨论如何处理四川“甲午再乱”传言的史料，这一充满现实感的历史细节瞬间吸引了他。他以此为硕士论文选题，爬梳史料，考察了北宋中期那场震动朝野的谣言危机。

近日，《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中华书局，2025.6）一书正式出版，黄博带着新书亮相上海书展。这是他重新考察这段历史，进行通俗化写作的作品。

“岁在甲午、蜀且有变。”从唐末以降，近200年中，确实一到甲午年，四川就会发生大事。所以1054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包括宋仁宗在内，很多人都如临大敌。然而，当1054年结束后，人们才发现，预言中的大乱并不是其他，而是预言本身引起的恐慌。

黄博还原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以此为线索，串联起宋代社会丰富多彩的故事，引领读者从“听说”的角度认识宋代。

潮新闻·《钱江晚报》对黄博进行了专访，从他的创作意图出发，聊聊怎么更好地去读这本书。《钱江晚报》记者：宋浩，实习生：王圣依。

潮新闻：您研究宋史，角度“刁钻”，这一选题与您此前的作品有何关联？

黄博：角度“刁钻”这个说法我喜欢。

我并非刻意追求出人意料的选题，只是平时喜欢关注一些好玩的现象或事件。这次的新书《如临大敌》谈的是古代谣言引发的恐慌，故事主题发生北宋中期，从这个视角出发，写宋代历史，角度确实跟传统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等切入的写法不一样。

近20年前，我读硕士时偶然读到一则宋仁宗与宰相庞籍讨论如何处理这个传言的记事，觉得好玩，就选择了这个题目做硕士论文。一是话题本身有意思，我们日常生活也经常要面对各种谣言，这个话题既在写历史，又在写现实，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二是历史学近代以来发生几次大转向，整体强调史料辨析和理论范式，轻视“讲故事”。这个选题的核心是发掘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无人知晓，这需要我去找史料，通过考证还原故事。当时我在论文的后记里很得意地写下一句话，“在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的今天，勉强能够发掘出一个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新故事，这一点本身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幸运了。”

《如临大敌》后记也照抄了这句话。

这次将论文改写为通俗读物（非虚构历史写作）也是这个思路，只是让语言上更加平实晓畅，形式上更加好读，比如不用脚注、不掉书袋、不讲理论等。

这本书和《不与天下州府同》关联性很强，但关心的问题不一样。后者是学术专著，上编的两章《甲午再乱》和《蜀人多变》，就是硕士论文的精华部分改写的。而《如临大敌》是把硕士论文通俗化，以“甲午再乱”的故事为主线，将宋代的各种传言版本作为支线放置到主线剧情里，讲述宋代人听谣、信谣、传谣的历史，和读者开启宋史阅读的新体验。

比如从谣言视角看宋代的开国故事，我们可以发现，赵匡胤黄袍加身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计中计；再比如从谣言视角看庆历新政的无疾而终；从王安石变法中的各种谣言看变法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

潮新闻：当时谣言如何在四川造成恐慌？背后历史记忆是如何运作的？

黄博：甲午再乱的谣言，本质上是历史问题。历史对中国人是非常特殊的，从经验中追求人生智慧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因此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化就是基于历史的文化，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对历史是有信仰的。

它的生成机制是这样的，站在1052年人们的视角，上一个甲午年，即994年，发生过王小波、李顺起义；再往上看，934年这个甲午年，则是后唐崩盘，后蜀建国。前两个甲午年，四川都发生了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变乱，我们可以把这个谣言理解为历史给四川人民和宋朝官方造成的一种记忆创伤。

从史料看，这个谣言的兴起是模糊的，不知道起源于何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谈这个谣言的记载，是1052年十二月，宋仁宗找宰相庞籍商量如何处理民间盛传的“岁在甲午、蜀且有变”的谣言危机。这个时候，谣言已经从四川传到了京城，皇帝和宰相都知道了。

第二个阶段是，谣言传得很厉害，但实际上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就是当时四川的诗人张俞所说的，到1054年夏天之前，虽然谣言传得神乎其神，好像四川马上就有灭顶之灾，但却什么异样的事也没发生。

最后一个阶段，1054年夏秋之际，在广西作乱失败的侬智高逃亡到大理，官方以及各种小道消息开始谣传侬智高要从大理进攻四川，这一次引起全蜀人民的大恐慌。

四川地方当局天天加班，做各种无效、形式主义的工作，老百姓则被吓慘了。

当时在眉山乡居的苏洵，绘声绘色地记录了谣言如何击破四川百姓的心理防线：边关士兵在夜里被惊醒，大呼敌人来了；乡村居民被吓得涌入城镇，躲避可能发生的战乱。最后，连京城都知道四川终于出大事了。

潮新闻：书中提到宋仁宗“换人、巡视、修城”的组合拳、张方平“以静镇之”的柔性策略，以这些应对方式对平息谣言有何影响？

黄博：首先是皇帝面对谣言危机的紧张与焦虑。

宋仁宗亲自挑选益州知州，还提前许诺高官厚禄：任满还朝后，提拔他进入“二府”。这充分说明仁宗开始采用不太合适的手段来治理危机。这种紧张情绪本身就反映了谣言的巨大威力。

甲午年到来的前一年，1053年，朝廷密集出台针对蜀地的一揽子诏令，如整顿吏治、减免贡赋、派专员考察盐政、限制亲属任官等。如果没有谣言，这些措施大多会以渐进改革的方式推行，而不是在一年内密集实施。

程戡到任后，先后在益州（今成都）和其他州县修筑城防，这一轮集中筑城的规模前所未有，它不仅增强了物理防御，也在心理上释放出一个信号：朝廷已经做好应对最坏局面的准备。对潜在的滋事者是一种威胁，对百姓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尽管气氛紧张，1054年上半年四川却仍然维持着安定局面，7月，朝廷调程戡回朝担任宰相，兑现了当初的诺言。然而，就在程戡离任前后，边关传来侬智高欲借大理兵寇蜀的消息，四川民众情绪失控。“甲午再乱”说与“侬智高入寇”说结合，迅速形成“大众的歇斯底里”。

而新任命的张方平11月才抵达益州，正是在益州知州空缺的这段时间，恐慌迅速达到高潮。当时朝廷令益州路转运使高良夫暂代知州职责，高良夫紧急调兵、增募弓手、昼夜筑城，高调备战。在信息并未确证、民心已极度脆弱的情况下，起到了放大威胁信号的效果。对成都居民来说，自然视作官方已确认敌军在路上。

高良夫的应对，不能简单用“对”或“错”来评判。他本意是防患于未然，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单纯从军事逻辑出发的应对忽略了“恐慌本身就是风险”，没有意识到心理防线才是第一道屏障。

他这种高调的军事化应对还得到了中央的“加码”，大规模从陕西运送军械入蜀。于是“民大惊扰，争迁居城中。男女婚会，不复以年，贱鬻谷帛市金银，埋之地中”。

正是在这种持续恶化的背景下，11月，张方平到达益州。他在入蜀途中便向仁宗表态，侬智高不可能带兵入寇——大理与蜀地相隔2000余里，中间险阻重重且遍布互不统属的民族区域，军事行动几无可行性。这种判断并非盲目乐观，而是一种基于地理条件和情报研判的风险评估，属于谣言治理中的“情境还原”：先判断谣言在现实中是否可行，再决定应对方式。

进入蜀地后，他首先采取了鲜明的“降温”措施：沿途遇到戍卒和军械，直接遣返；到成都后又解散临时征召的弓手、停止筑城，把西北边境移防四川的部队撤回。这一系列举措，让民众的紧张情绪自然开始回落。

同时，他公开辟谣，并下令“寇来吾自当之，妄言者斩”，用一种带有威慑力的自信姿态向民众传递信号。这既是信息干预，也是权威确认：谣言不可信，官方将直接承担防御责任。这等于用清晰的“权威版本”覆盖了未经证实的传言。更重要的是，他追查谣言源头，发现是邛部川译人策划传播，将其正法，同时将其同伙配流湖南。这种果断的惩处，一方面迅速切断了消息链条，另一方面使谣言的再生产机制被彻底破坏。

等到掌握侬智高早已死于大理的确切消息后，张方平更显底气十足。他在次年正月举办上元观灯盛会，刻意“城门通夕不闭”。这种毫无遮掩的开放姿态，将公众情绪从戒备模式拉回日常生活，让百姓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危机已过”。灯会的灯光不仅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蜀人的心理空间。

张方平的成功在于，他准确识别了恐慌的根源不是军事威胁本身，而是威胁感的恐慌放大。他通过停止制造恐惧的视觉符号、果断切断传播链条，并辅以充满象征意味的公共仪式，最终让民众的恐惧迅速降温。

潮新闻：士绅阶层对谣言的反映耐人寻味：张俞与苏洵为何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黄博：这主要是反映了知识分子在谣言流行的过程中的主体自觉和局限性，他们一方面想利用自己的知识人优势，想运用理性分析去破除谣言的荒谬；但谣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又使得依靠理性分析并不能得出统一的标准答案，见仁见智，在所难免。

具体来说，张俞态度偏乐观，强调民众“安居乐业”，士兵“不敢为变”，认为根源在于官府的治理，这种看法显示他对基层社会“自发稳定”的信心较高，很可能与他接触到的案例和日常政务信息有关。

而苏洵则偏悲观，着眼于民众炫富与贫富落差激发的怨恨、军队系统内部的结构性冲突，认为潜在危机早已存在，这与他在地方长期生活、耳闻目睹社会微观摩擦有很大关系，他对“表面繁荣”极度不信任。二人信息渠道与经验背景不同，导致推论大相径庭。

更有意思的是，两人对相同历史记忆的看待方式也不一样。张俞将王小波、李顺起义等四川变乱，归因于朝廷腐败和治理失序。而苏洵将这些变乱归因于社会心理失衡与阶层矛盾。这种历史因果观差异，使他们对“甲午再乱”的风险感知不一样：一个觉得制度如果没坏，百姓就不闹；一个觉得即使制度未坏，社会张力也足以引爆大乱。

尽管结论不同，士绅群体应对谣言时努力还是很真诚的。他们并非简单地相信或否定谣言，而是试图把谣言“理性化”、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二人都不采纳怪力乱神的逻辑，而是把谣言转化为“可以对策”的政治问题，从而赋予它谣言治理上的意义。

同时我们还看到，士人群体会重构谣言，把它放进自己认可的因果框架中，从而既参与舆论流动，又不直接陷入“盲信”。但依靠理性分析并不能消除谣言的影响，即便两人都不信“岁凶”，对社会形势的分歧仍会让公众感到“专家都意见相左”，反而增加不确定性，从而给谣言更多生长空间。

潮新闻：在信息碎片化、算法推荐主导的时代，谣言传播机制是否发生了本质变化？对当下有何警示意义？

黄博：谣言是民意的一种特殊表达，也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权力博弈。古代信息生产和传播高度垄断在官府和精英手中，民间缺乏有效发声途径，更难以引起统治阶层的实质性关注。然而，谣言这种看似无序、偶然，甚至带有神秘色彩的流言蜚语，却常常突破这种结构性沉默，成为一股扰动社会平静的异质力量。其本质是被压抑舆情的非正式表达。

比如我在书中提到，“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将谣言与日食、地震、洪水、饥荒并列为朝廷需高度警惕的“国之大变”，视为代表“天意”的警示。这种归类本身极具社会学意义：它揭示了统治精英对谣言潜在破坏力的深刻恐惧。

事实上，谣言的兴起与传播绝非神秘莫测的“天意”，而是深植于社会土壤的“人心”映射。它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行为的产物，是社会情绪、集体焦虑和未被满足诉求的集中爆发。

当正式的信息渠道闭塞、社会不满郁积时，谣言往往是弱势群体进行象征性抵抗的一种形式。北宋“甲午再乱”谣言便是这一理论的生动注脚。它的产生与风靡，是四川地方社会的不满情绪、传统的文化认知框架与古代社会特有的非正式舆论传播网络交织作用的结果。

另一方面，谣言作为“原始舆情”，实际上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预警机制和权力制衡工具。它迫使高高在上的朝廷倾听底层的声音，促使官员更加审慎地对待地方治理和民意动向。

历史上的谣言传播机制跟今天并无本质不同。当今时代，信息以标题、短视频、单张图片等高度浓缩的形式呈现，缺乏上下文，被切割成碎片，更易被重新拼接、断章取义，成为谣言的温床。

虽然说当今时代的信息传播有去中心化趋势，但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平台形成了新的“中心”，它决定了哪些内容能被放大——如果谣言“抓眼球”，就更容易被推送到流量入口。

这跟《如临大敌》讲述的谣言故事的逻辑是一样的，甲午再乱谣言相当于算法推荐，特供给宋代的四川和朝廷，因为这两个群体对于四川的安危最为关心。

潮新闻：后记中您强调“听说”在历史重构中的价值，将“听觉”纳入历史研究有何意义？传闻的不可靠性与历史研究的严谨性有冲突吗？

黄博：新文化史或微观史学近年来对中国学界的历史写作影响很大，学术研究著作还是通俗历史写作都深受影响。我在本书中提出“历史的听觉”的命题，其实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而且是有更深层面的思考。

我之前的一本书《如朕亲临》，围绕宋代皇帝的肖像，展现视觉形象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展现权力如何通过精心塑造的“面孔”实现其无处不在的渗透与掌控。这是关于“看”的历史，权力如何被看见、被凝视、被内化。

而这本《如临大敌》，展现谣言如何像病毒般传播，如何激发集体恐惧、冲击社会秩序，这不仅仅是关于一则谣言的故事，更是关于“听”的历史，关于信息传播的失控、集体心理的脆弱性，以及权力在应对无形恐慌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从《如朕亲临》的视觉权力到《如临大敌》的听觉恐慌，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借鉴的是“感官史”视角。我们需要在历史中去探索，如何在无声的文献中“听见”喧嚣的谣言？如何在静态的图像中“看见”流动的权力？

不过，如果把《如临大敌》放置到听觉史的意义上进行反思，提升的空间还有很多，比如宋代并非人人识字，听觉在信息获取中的地位极高，谣言的可信度往往来自“谁说的”“在哪里说的”而非书面证据。谣言往往伴随着声调的渲染、情绪的激化，形成一种集体心理的振荡效应，这是我在书中讨论得还很不充分的地方。

当然，视觉史依赖图像、器物、空间布局等物质证据，一般大家会觉得可靠性是没有问题的，但听觉史则没有可以直接呈现的东西，因为声音无法在历史中保存下来，我们必须则要善于利用笔记小说、野史传说等文字记载中“转写的声音”。但这种转写往往带有主观性、情绪化甚至虚构性，因此必须在方法上注意平衡“历史的听觉”中的“不可靠性”与“严谨性”。

首先是对各种传闻要有史料批判的自觉，比如确认文字来源的时间、作者身份、流传路径（如作者是亲历者还是道听途说），比较不同版本的相同事件，识别传播链条中的增删改动。同时还要注意分析作者叙述的立场、目的与可能的偏见。此外，对同一事件在不同类型文献中的描述要进行横向对照。

不过，更重要的是，对传闻或谣言的书写不一定要依靠传闻进行“客观重现”，而是展现传闻在被书写、转述过程中所承担的社会与文化意义。我们要讲述的是“谣言被谁听到”“谣言被如何描述”“这种描述为什么重要”等等。

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不是谣言本身的内容，而是它在叙述中所携带的情绪强度、恐慌氛围和社会动员效应。平衡传闻的不可靠性与历史研究的严谨性，不是要“完全消除”主观性，而是要让这种主观性在研究中可以被很容易地看见、可以供读者评估。

黄博，1982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获教育部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3项，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近30篇。著有《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如朕亲临：帝王肖像崇拜与宋代政治生活》《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不与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10-13世纪古格王国政治史研究》《扎布让的黄昏：1630年古格王朝的危机与灭亡》等。本文系黄博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