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与罗世文，一次错误处分导致的恩怨和悲剧

川西骤雨：1931年的命运拐点

1931年夏的成都闷热难当。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1904-1946）在骡马市街省委秘密驻地签发了对原红一师师长文强（1907-2001）的处分决定。

据《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载，此时正值中央特科顾顺章叛变后三个月，全党组织转入高度警戒。虽具体处分内容至今未见于档案，但文强在晚年口述中仍耿耿于怀：“所谓过失实为叛徒诬告，而世文同志未予甄别。”

这位毛主席的表弟、林彪的短期上级（1927年南昌起义时期），在得知处分后连夜溯江东下，欲向恩师周恩来当面陈情。

然历史竟如此残酷——当文强抵沪时，恰逢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叛变，中央机关紧急疏散。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此时已潜往中央苏区，文强最终在霞飞路空守半月后黯然离去。

军统高参与狱中忠魂

脱党后的文强经国民党元老程潜引荐（见《文强口述自传》），于1935年加入戴笠麾下。戴笠在日记中称其“深谙赤党机要，堪当大任”。至1940年文强任军统北方区区长时，昔日的处分者罗世文却因“抢米事件”被囚于贵州息烽集中营。

值得玩味的是，1942年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时，时任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文强正负责中共要犯甄别工作。

据台湾“国史馆”档案《戴笠函陈共党分子处理意见》记载，戴笠曾就罗世文等案征询文强意见，文批注：“案情重大，需详加审查。”此举与中共代表团多次交涉未果直接相关（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迷雾中的历史因果

沈醉在《军统内幕》中隐晦提及：“戴先生常借重文兄研判共党干部。”虽无直接证据表明文强干预罗世文案，但1944年军统局内部通报显示，罗世文从息烽转押重庆渣滓洞时，保密等级骤然提升至“甲等特管”（见《息烽集中营档案汇编》）。

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就义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狱中遗墨“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现存红岩纪念馆。而彼时的文强，正以徐州“剿总”副参谋长身份统筹江淮战事——直至1949年在淮海战役被俘。

历史棱镜下的双生轨迹

这两位湖南同乡（文强长沙人，罗世文湘潭人）的命运，在1931年岔路后竟形成诡异映照：

罗世文用空穴来风的肃反，阻住了文强日后成为开国将帅的道路，后者后来于淮海战役中被俘，作为战犯被改造26年，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而罗世文则在国共合作期间，一直被国方关押，牺牲在黎明之前，后被追认为烈士。

《罗世文传》作者李思慎认为，当年处分可能源于肃反扩大化背景下“怀疑一切”的思维；而文强研究专家刘晓宁则指出，文强军统时期的作为“既有历史恩怨投影，更多是政治立场嬗变”（见《江苏文史资料》第79辑）。

历史的吊诡在于：当文强1991年重访红岩纪念馆时，在罗世文展柜前驻足良久。据陪同人员回忆，这位耄耋老人最终未发一言，唯以手杖轻叩地面三下而去。

本文考据主要来源：《文强口述自传》《罗世文传》《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军统局档案选编》《红岩烈士文献集》及国共双方相关人物回忆录，部分细节仍待档案解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