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白血病复发了,求你再救我一次。”
“我怀孕了,胎儿血液与你的抗体相斥,不能再给你捐骨髓了。”
“那你就打掉孩子来救我!”
1.
那年,我三十五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拼命挣钱的时候。
可命运像是突然掐断了我的脖子,一纸检查报告,把我从人间扔进了地狱。
白血病,急性,只有骨髓移植才有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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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怕死,我怕家破人散。
骨髓配型亲人一个个试过,都不合适。
我从一个坐拥小公司的老板,变成了等死的病号。
那天医生告诉我,中华骨髓库里,有个陌生女孩和我成功配型。
那一刻,我哭得像个孩子。
我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她才21岁,愿意冒着风险捐髓给我。
她救了我的命,而我连说一句“谢谢”都没有资格。
医生告诉我,骨髓捐赠是双盲的,捐献人和受捐者互不见面。
这是规矩,我懂,可我心里过不去。
是她重新给了我生命。
我不能当她是个编号、一个代号。
我要一定要当面感谢她。
病愈出院后,我执意要找到她。
很多人劝我放下,说守规矩才是对她的尊重。
但我心里不是尊重,是感恩,是愧疚。
她救了我,而我欠她的不是一句谢谢,是一辈子的报答。
我带着妻子去了哈市,我们不认识她,只知道她是这里人。
于是我举着横幅站在街头,横幅上写着:“寻找救我一命的21岁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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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找了记者,托人联系媒体、打听消息,用尽各种办法只为找到她,报答她的救命之恩。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人联系我,说他认识那个女孩——叫小韩。
我兴奋到浑身发抖,甚至怕是假的。
但当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个瘦小却笑得温暖的姑娘站在我面前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2.
见到小韩的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我会尽力报答她的再造之恩。
不是用嘴说的那种,是要实实在在地还她、帮她。
她家住在郊区,租着一间不到二十平的小屋。
丈夫打零工,她刚刚失业,生活过得很拮据。
我看着心里很难过——她能在这种条件下捐髓救我,换作别人,真不一定能做到。
我让妻子把家里没拆封的补品装了一大包,带过去,还另外给了她五千块钱。
她一开始推拒,说自己不是为了钱才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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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了更心酸,硬是塞到了她手里,说:“这不是报酬,是一点心意。”
我回家后越想越不放心,托了关系,把她和她丈夫分别介绍到我们合作单位上班。
她文静内敛,丈夫手脚麻利,日子慢慢稳定下来。
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周都联系,节日一起吃饭,谁病了就互相看望,像亲戚一样。
别人说我是不是做的太过了。
我命是她给的,我回报她天经地义。
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贵人。
小韩丈夫在回家路上见一个小偷抢孩子书包,下意识出手拦人,没想到把对方打成了轻伤。
报警、送医、调解,对方张口要十万赔偿。
小韩吓得哭了,说赔不起。
我没多想,第二天直接给她转了五万,另外一半帮她找律师协调解决。
她哭着拉着我的手:“老林哥,你对我们太好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还你……”
我那时只觉得值。
命是她给的,钱算什么?
3.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才过了一年,我的白血病又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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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说得很直白:“要想活下去,只能再做一次骨髓移植。最好还是原来的供者。”
我当时脑袋发懵,但没犹豫。
我只有一个念头——找小韩。
那天回家,妻子第一时间联系了小韩:“小韩,你林哥的病又复发了,医生说需要再做一次骨髓移植,你能再帮我们一次吗?”
我们绷住神经等待小韩的回答,以为小韩会一口答应。
她在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头一沉的话:“哥,我怀孕了,胎儿五个月。可能做不了了。”
现在她是我唯一的希望,就在眼前,我却碰不到。
我很绝望也很着急。
我和妻子一夜没睡,翻来覆去。她说:“要不,我们去一趟哈尔滨,跟她当面聊聊。”
我没答话,但心里知道,这次,怕是不会那么顺利了。
4.
那天我们到了哈尔滨,小韩挺着六个月大的肚子出现在医院门口,脸色有些苍白,却笑着喊我“老林哥”。
我那一瞬间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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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妻子先开口了:“小韩,我们知道现在让捐骨髓有点强人所难,但你林哥命在旦夕,医生说你是唯一的希望……”
小韩低着头,眼圈红了,半晌才说:“我试试吧,先去做检查。”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答应得这么快,也许是愧疚,也许是感念之前的情分。
可无论她心里怎么想,那一刻我是真的看到了希望。
医生听说她怀孕,脸当场沉了下来:“怀孕期间进行骨髓捐献,有概率引起胎儿免疫异常,最坏的结果,胎儿可能保不住。”
我等着她退缩,她却咬了咬牙说:“我签字。”
我看着她一笔一划写下自己的名字,心里满满的感动。
手术几天后,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移植反应。
医生宣布手术失败,原来是小韩肚子里胎儿的血液里有着和我相斥的抗体。
我坐在病床上,陷入绝望。
可是我妻子的话让我像是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如果打掉孩子,再做一次,应该就能成功了。”
5.
那晚,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再见小韩一面。
这次,不是请求,是谈条件。
我们坐在医院的走廊上,小韩和她丈夫坐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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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脸色很疲惫,还有没帮上我们的愧疚。
我妻子先开了口:“医生说,是胎儿血液与老林的抗体相斥,小韩,你能不能先放弃这个孩子,先救救你老林大哥?”
小韩愣住了,好几秒都没说话。
她丈夫脸瞬间变脸:“你们是在叫她打掉孩子?”
“是!”我妻子近乎哀求,“你们还年轻,还能再又孩子!可我老公只有这一次机会了!”
小韩的眼泪立刻掉了下来,她哽咽着说:“可是孩子也是一条命……你们不能为了你们自己的命,就要我孩子的命啊。”
她丈夫站起来拉着她:“我们走吧。”
我急了,喊了一句:“我们帮过你们那么多!五万块官司的钱,工作,生活……你们现在就这样回报我们?”
小韩低头不语,丈夫冷笑一声:“那些是你们当初为了感恩自愿赠与的,现在怎么成了要我们救你的筹码?”
第二天起,小韩关了手机,换了住址,像从这个城市消失了一样。
她不救,那我,就让她付出点代价。
6.
化疗像在拿命赌博,一次比一次痛。
我能感受到身体在崩,日子就像在扯细线,细得不能再断了。
小韩那边一直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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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换了手机号,辞了工作,连我们托人找关系都找不到。她是真的,不想再管我的死活了。
我撑着身体熬了一个月,终于有一天,我妻子端着药碗走进来,手在抖。
她说:“我受够了。她不救人就算了,那些钱她凭什么拿得心安理得?”
我们起诉了小韩。
诉状递交出去的那天,我躺在病床上看着新闻,事情已经闹大了。
标题赫然写着:《男子起诉救命恩人,索回八万赠与款》。
评论区炸了。
有人骂我们忘恩负义:救命不等于欠一辈子债,孩子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我没力气回应什么,眼睛越来越模糊,只觉得整件事已经走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
几周后,法院开庭。
小韩出现在法庭上,她说:“那些钱,是他们自己给的。我没要过,也没张嘴求过一次。”
律师递上转账记录、礼品清单,还有当年她丈夫出事时我帮她垫付的赔偿协议。
法官最后裁定:部分赠与成立,但因数额较大且与疾病无关,应返还其中五万元。
我没有喜悦。
官司是赢了,但是我却输了命。
可即便到了这一步,我还是问自己一句——到底是谁,先破坏了这段恩情?
7.
法院调解后,小韩如数退还了那五万元。
她没有多说话,也没有流一滴泪,签完字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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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她带着孩子和丈夫搬去了南方一个小城市,换了名字,换了电话,彻底消失在了我们的生活里。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化疗已经不起作用,免疫系统崩得厉害,连走路都要靠人扶着。
医生说得含蓄,但我明白,我现在就是在等死。
我经常半夜醒来,喘不上气的时候,看着天花板出神。我不怕死,可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是真的想活下去。我有妻子,有父母,还有个没上大学的女儿。我不觉得我做错了,我只是,太想活了。
最后一次病危抢救,我被推进抢救室,连话都说不完整。
意识模糊时,我嘴里只反复念着一句话:
“我只是想再活一次……她怎么能不救我……”
这是我最后的执念,像一根钉子,一直钉在我心口,带进了坟墓。
8.
老林去世那天,网络上一片争议。
有人骂我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说我救人一命,却在对方求命时转身离开,最后还要逼得人家死在病床上。
也有人替我说话,说救命从来不是义务,我怀着孩子,还能拿命去填吗?
我没有回应任何一条评论。
因为没有一个人真正经历过这场拉锯,他们看不到我们之间的裂缝,是怎么从一场感恩,慢慢变成了一场债。
我曾经救了他一命,也真心感谢他后来帮我和丈夫渡过难关。
但当“恩情”变成了他要求我打掉孩子、再救一次命的理由时,我才知道,救人,也可以成为一种被消费的筹码。
孩子出生那天,我坐在病房门口,抱着他,听着窗外还在传来争议的声音,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不知道老林临死前还恨不恨我,我只知道,在那天签下手术同意书的时候,我是真的想救他。
可天不遂人愿,手术失败,我已经尽力了。
现在他死了,故事像是结束了。可我知道,它还在我和孩子身上继续写着。
那天夜里,我看着孩子熟睡的小脸,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这个故事。
这一命换一命,到底谁欠谁的,还能说得清吗?
当恩情变成了一种负担,爱与救赎,还值得继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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