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新西兰人刚来上海就被吐了一脸唾沫，为什么仍选择为中国奉献终生？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长着典型的大鼻子、蓝眼睛。1927年4月21日，当这样一张面孔出现在黄浦江畔时，猝不及防就迎来了码头工人的一口唾沫。

艾黎没有生气，只是感到中国人对外国人似乎不太友好。“这真是件怪事！这真是个奇怪的国家！”当时，他不确定要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待多久，带的钱只够维持数周的开销。

但最终，他在中国待了半个多世纪。

路易·艾黎

“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宋庆龄曾这样评价艾黎。

2017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回信中指出：“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走进上海路易·艾黎故居，走近他发起的工合国际，试图寻找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力量源泉。

“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

长宁区愚园路1315弄，花木掩映下，一栋砖木水泥结构的三层西式楼房静静伫立。1932年到1937年间，艾黎就居住于此。他后来在自传里回忆，这里底楼前为会客室和餐厅，底楼后为厨房。当中还有一间工作室，内有一台车床和一些工具。底楼沿弄堂有汽车库，房前有小花园。

路易·艾黎故居还原了其当年居住期间的会客室场景。

初到上海时，艾黎找了一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火政处的工作，后被任命为火政处队长级督查，负责检查公共租界里工厂企业的防火措施。

这份工作加深了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在一次例行检查中，他第一次走进缫丝厂，看见一群年幼的孩子赤脚站在轰鸣的大锅炉前，一站就是12个小时。

“艾黎看到缫丝厂的童工受到非人折磨，感到震惊痛心，决心‘进行根本的变革’。”长宁区华阳路街道姚家角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邱力说。耳闻目睹之下，艾黎对中国底层百姓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言：“回新西兰的一切想法都烟消云散了”，中国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1933年，在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引荐下，艾黎结识了宋庆龄，从此开启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1934年，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他们系统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经典著作，还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后来，艾黎利用自己在工部局的特殊身份，掩护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并为中共地下党和红军购买物资、转运人员武器、分发秘密印刷品等。

在艾黎故居不到20平方米的会客厅里，还曾发生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冰箱漏电”往事。

邱力介绍，当时，共产国际中国组在寓所顶楼的房间里设置了一处秘密电台，与正在长征途中的红军保持联系。

1937年上海愚园路鸟瞰，红圈标识处为当年路易·艾黎家顶层设置秘密电台的小阁楼。

一个星期日，艾黎正在走廊上喝茶，突然看见一个由巡捕、包探和上海电力公司工程师组成的检查小组，正在挨家挨户检查哪里漏电，就快查到艾黎家里。没有时间去拔掉电台上的电线了，他和同住的英国共产党员、上海美商电力公司电器工程师甘普霖只能坐着迎接。

检查小组先去看厨房，再去看冰箱，在那里发现了漏电。这时，甘普霖喊道：“冰箱漏电！冰箱漏电！”艾黎也赶紧把检查小组从厨房请到餐室，给每个人斟上酒，又热情地欢送了他们。就这样，两人巧妙地躲过了一劫。

类似的惊险时刻还有很多。艾黎的挚友马海德曾问他：“你就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

“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他回答道。

战时中国必须有工业

1943年，美国电影《孤岛突击队》（Gung Ho）上映。影片刻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夺回金马岛的军事胜利，在二战中提高了美军士气，“Gung Ho”也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口号。后来它作为外来语被收入《韦氏词典》，意为团结协作精神。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在美国广为人知的词汇，源于艾黎和斯诺夫妇等人发起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也就是“工合”。

路易·艾黎设计的工合标志

“工合运动因抗战而生。没有抗战，就没有工合。”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陈永弟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并疯狂地进行掠夺和破坏。艾黎等人多次走访遭受破坏的工业区，看到的场景令人忧愤：

“日本人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使我愈来愈感到沮丧。杨树浦和虹口的景象使人看了毛骨悚然，已烧毁的建筑物仍在遭受劫掠。价值两百万的机械厂除了地基外已荡然无存，所有的钢都被弄走了。各工厂的机器全部进了废铁堆，等待送往日本，或就地制造军火，中国的工业真正陷于瘫痪了。”

艾黎还注意到，“随着战火蔓延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使人担心”。同时，大批难民不断涌入尚未沦陷的内地，造成中国战时军事和生活物资严重缺乏的局面。

战时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采取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艾黎与斯诺夫妇等国际友人萌发出“工业合作”的构想。据斯诺回忆：

“有一天，我们的思想，突然奇葩怒放，想出了工业合作，可能在战争进行中，产生一种新社会。它们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的难民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的方法，放在一起。”

当天晚上，艾黎重新修改了在整个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设想，形成了一份总战略。后来又将之印刷成小册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传阅。这一想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1938年4月，中国促进工业合作社筹备委员会在上海成立，梁士纯任主席，成员有艾黎、斯诺、胡愈之、徐新六和卢广绵等人。

在工合运动发展过程中，宋庆龄的角色尤其重要。早在工合运动筹办之初，她就给予了艾黎莫大的帮助。经她联系，艾黎得以争取到国民政府在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在武汉，艾黎还和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口的周恩来见面，获得了许多切实的建议。

路易·艾黎与宋庆龄

有学者指出：“可以说，国民政府给了工合合法的地位，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使这一运动有了更明确和实在的奋斗方向。”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艾黎任代理总干事和行政院技术顾问。8月24日，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陕西（宝鸡）打铁社正式成立，工合运动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

前段时间，陈永弟去了一趟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老城区。在那里，有一家鲜为人知、有着85年历史的“和平县红色印刷有限公司”，也是全国工合唯一现存的红色印刷社。

“抗战时期，全国共有约3000家工业合作社，社员总数超过3万人。”陈永弟说，如今只剩和平县印刷厂一家，印刷厂里保留的圆盘印刷机、铅字及排版工具等文物，永远铭刻了跨越历史的工合精神。

宝鸡打铁工业合作社成立之后的两周内，十几个合作社陆续组织起来，包括织布、铁器、棉药、印刷等不同门类。令艾黎等人欣喜的是，一种发展战时经济的新气氛很快传播开来。

宝鸡的一个工业合作社

星罗棋布的工业合作社，除生产自救外，还为前线抗战军队承担军品生产，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武器装备，有力支援了抗日战争。对此，毛泽东曾作出高度评价：“我赞成以合作社的方式在中国组织建设许多小型工业……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

数年后，这番愿景成为现实。

抗战胜利后，工业合作社数目逐年减少。在此之前，由于工合给予八路军和新四军极大的援助，国民政府已经解除了艾黎的职务，工合运动的发展受到阻碍。失望、难过之余，艾黎并没有停下脚步。他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创办了培黎学校，“为中国的黎明培养人才”。

1945年，艾黎和他抚养的孤儿在一起。

1951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决定结束其工作。时隔30多年后，在艾黎的倡议推动下，工合协会和工合国际相继恢复活动。今天，再度回望这段历史，陈永弟感慨：“我们更能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当正义的事业与人类的共同价值相契合时，就会形成跨越国界的强大合力。”

至于艾黎本人，在来华的六十载岁月中，始终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做了大量工作。曾接待过艾黎的上海市友协原副会长、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陈一心回忆，1987年3月，艾老出席了“三S及其他国际友人在上海”研讨会。他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有神，穿着咖啡色的西装，握手很有力，开口就用上海话说：“大家好，我在上海待过11年。”台下听众大笑。

“艾老有很强的共情能力，他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抱有真挚的同情。”在陈一心看来，正是出于这种感情，艾黎等国际友人在了解当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仍然义无反顾投身中国革命，为之奉献终生。

右二为路易·艾黎，右一为陈一心。

同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病逝。1988年4月，艾黎的一部分骨灰撒在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甘肃省山丹县四坝滩的原野上，从此长眠于甘陇大地。“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给了我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这是他一生的写照。

原标题：《这位新西兰人刚来上海就被吐了一脸唾沫，为什么仍选择为中国奉献终生？》

栏目主编：洪俊杰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周程祎 王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