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数据权益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

今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262—267号）。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数据权益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该批指导性案例共六件，积极回应数据权属认定、数据产品利用、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平台账号交付等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统一类案裁判尺度。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就建立数据产权、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等基础制度作出总体部署。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202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要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等纠纷，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和交易”。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断完善数据权益司法保护机制，支撑和服务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的涉数据类案件数量增长明显，2024年一审审结的案件数是2021年的两倍；而且，由于数据具有十分复杂的经济和法律特征，涉数据类案件类型新、审理难度大，裁判结果备受社会关注。对此，各级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妥善处理涉及人格权、财产权等数据纠纷，遏制侵权行为；准确适用著作权法，对于构成汇编作品或者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数据资源或数据产品，依法予以有效保护；准确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综合考量被诉行为是否违反商业道德、是否损害竞争秩序、是否阻碍技术进步等要素，依法认定数据收集、获取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依法审理案件，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中的规则引领和政策保障作用，切实解决数据权益纠纷案件审理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标准，为建立完善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基础制度建设和相关立法积累司法实践经验、贡献司法智慧。

本批数据权益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涵括不正当竞争、侵权责任、个人信息保护和执行实施等领域，正是新时代人民法院融合贯通各类审判执行职能，为数据权益提供综合司法保护的集中体现。六件案例具体包括：（1）《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62号）是一件因爬取搬运网络平台数据而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该案例明确网络平台经营者在其对数据集合所形成的经营性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2）《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63号）是一件涉网络平台关联账号服务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该案例明确网络平台向用户提供关联账号服务，经用户授权后转移其在关联网络平台获取的数据，为用户在合理范围内处理该数据提供便利，未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3）《某钢铁有限公司诉某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64号）是一件因编制、发布钢材价格指数而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该案例明确数据处理者依法采集企业数据，经符合有关标准的编制方法加工形成数据产品并合理利用，未对企业权益造成损害，相关企业要求数据处理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4）《罗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65号）是一件涉APP经营者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案件。该案例明确判断处理个人信息是否属于“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的考量因素，进而明确在收集用户画像信息并非提供网络服务所必需的情况下，未向用户提供不同意提交相关信息情况下的其他登录方式的，构成对用户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5）《黄某欢诉某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指导性案例266号）是一件涉“先享后付”功能服务的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件。该案例明确“先享后付”功能以开通信用服务为必要条件，相关信用服务商收集反映用户个人信用或者风险状况的个人信息，属于“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6）《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游某梅执行实施案》（指导性案例267号）是一件涉交付网络平台账号的执行实施案件。该案例明确对于交付网络平台账号及密码的执行，应当充分考虑网络平台账号特点，依据法律所要求的实名认证等规定，在交付账号及密码的同时，依法变更有关实名认证信息。

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将以本专题指导性案例发布为新的起点，加强涉数据类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和尺度，推动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让全体人民更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法〔2025〕150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47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六个案例（指导性案例262—267号），作为第47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最高人民法院

2025年8月27日

指导性案例262号

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8月28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不正当竞争/数据集合/数据搬运/经营性利益

裁判要点

网络平台经营者在其对数据集合形成的经营性利益受到侵害时，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对于未经许可获取并向公众提供相关数据，实质性替代网络平台产品或者服务，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网络平台经营者或者其他权利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基本案情

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是甲APP的经营者。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文化公司）是乙APP的经营者。2018年11月至2019年5月期间，乙APP上有50392个短视频与甲APP的短视频一致，且短视频中含有甲APP专有的代码。案涉短视频中，包含19079个注册用户昵称、用户头像。其中，15924个与甲APP相同；127处评论内容、顺序、标点符号与甲APP相同。经查，约40%的短视频具有独创性，构成作品；其余短视频有一定价值但不具有独创性，属于录像制品。

某科技公司以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诉称：某文化公司未经许可，直接抓取搬运甲APP中的案涉数据并在乙APP展示和传播，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因此，请求法院判令某文化公司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4000万元。

某文化公司辩称：案涉短视频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的范畴，而某科技公司对甲APP中用户自行上传的短视频不享有权益。某文化公司开发的乙APP系为用户提供短视频上传的平台，其商业模式具有正当性。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19）京0108民初35902号民事判决，判令某文化公司在《中国知识产权报》非中缝位置刊登声明，就案涉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某科技公司消除影响；某文化公司赔偿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宣判后，某文化公司提起上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3年3月16日作出（2021）京73民终10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某科技公司对汇聚短视频、用户评论、用户信息形成的数据集合享有何种权益；二是某文化公司获取、使用案涉数据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其一，某科技公司对案涉数据集合享有经营性利益。著作权法保护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以及有一定价值但不具有独创性的录音录像制品等。本案中，案涉具有独创性的短视频构成作品，其余短视频构成录像制品，二者均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作为数据汇聚者的某科技公司，并非案涉短视频的制作者，且其对案涉短视频的汇聚，仅按照网络平台常见的“视频、直播、音乐”等类别进行分类，选择和编排并未体现独创性，亦不构成汇编作品，故当他人大量搬运其平台汇聚的短视频时，某科技公司不能依据著作权法主张权益、寻求法律救济。

然而，案涉数据集合系某科技公司采集、汇聚而成。其中，除短视频外，还包括用户在上传和使用短视频时，根据用户协议发布的注册信息（昵称及头像）、用户评论等。概言之，案涉数据集合系用户遵循平台规则、借助平台提供的技术支持，经由与平台之间的交互关系形成，规模体量大、商业价值高。而某科技公司对数据集合的形成和积累实质性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通过经营吸引大量用户流量，使得该数据集合额外产生独立于单一短视频的经济价值。由此，某科技公司持有、使用、经营短视频数据集合产生的经营性利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当然，这并不影响短视频制作者主张著作权法上的权利。

其二，某文化公司未经许可获取并向公众提供相关数据，足以实质性替代某科技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依法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9号）第一条规定：“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

本案中，某文化公司未经许可，抓取搬运案涉数据集合中大量用户信息、短视频和用户评论在乙APP使用，导致乙APP与甲APP内容高度同质化，网络用户不使用甲APP，通过乙APP也可观看相同内容，实质性替代了某科技公司经营的甲APP产品和服务。由此，某文化公司抓取搬运案涉数据，并在乙APP使用的行为，损害了某科技公司的经营性利益。

综上，某文化公司的案涉行为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但案涉行为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且某科技公司对案涉数据集合享有的经营性利益也无法依据著作权法等规定寻求保护，故人民法院依法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规定，认定某文化公司的案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需要说明的是，2025年6月27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了第二次修订，在第十三条第三款对侵害数据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专门规定。鉴此，自2025年10月15日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施行后，对相关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第三款及相关规定，依法准确认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3条、第15条、第44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3条、第14条、第4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9号）第1条

指导性案例263号

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8月28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不正当竞争/数据/关联账号服务/用户授权

裁判要点

网络平台向用户提供关联账号服务，经用户授权后转移其在关联网络平台获取的数据，为用户在合理范围内处理该数据提供便利，未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基本案情

某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网络公司）运营甲网站，为求职者提供工作和职业发展机会。个人会员填写简历时可设置控制权限，既可以允许招聘企业用户搜索简历，也可以禁止包括招聘企业用户在内的任何人搜索。招聘企业用户在甲网站发布招聘职位后，求职者通过个人会员账号可以自行查找职位并主动向目标职位投递简历。此外，甲网站还为招聘企业用户提供有偿简历搜索服务，即招聘企业用户购买服务后，可以进入甲网站数据库搜索求职者允许搜索的简历。招聘企业用户通过上述接收投递和主动搜索两种方式获取的简历，可以在会员账号内查看、下载或者将简历发送到指定的邮箱。用户登录甲网站需要输入图片字符的验证码。

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信息公司）运营乙网站，主要提供简历管理、招聘管理、大数据服务等。乙网站设有“关联外网账号”功能，便于招聘企业用户集中处理在甲网站和其他网站获取的简历。招聘企业用户使用该功能需要专门授权，通过设置输入其在甲网站等其他网站的账号、密码后，即可自动登录关联网站，并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同步获取简历到乙网站招聘管理流程或者简历库。

某网络公司发现，招聘企业用户在甲网站通过接收投递和主动搜索下载两种方式获取的个人简历，在使用“关联外网账号”功能后可以在乙网站中搜索到。对此，某信息公司提出，招聘企业用户在使用“关联外网账号”功能后仅能将简历同步到乙网站招聘企业用户自己的账号内，其他用户不能在乙网站汇聚简历库中搜索到。对于上述情况，某网络公司、某信息公司分别采取公证的方式固定相关证据。

2017年11月23日，某网络公司以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诉称：某信息公司提供关联账号服务，使用招聘企业用户账号、密码，避开身份验证码机制自动访问甲网站系统并获取、保存、使用案涉简历数据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请求判令某信息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7日作出（2017）沪0110民初25167号民事判决，驳回某网络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网络公司提起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于2020年10月13日作出（2019）沪73民终2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信息公司提供关联账号服务并获取、保存、使用案涉简历数据的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一，关联账号服务是网络空间中较为常见的服务模式。具体而言，关联账号服务系通过绑定用户在不同网络平台上的多个账号，达到共享数据、权限或者功能的目的，以提供更为便捷的使用体验。例如，目前网络招聘服务市场上存在众多信息发布平台，招聘企业为了获取更多人才资源信息，一般会同时注册成为多家招聘网站的企业用户。为了方便招聘企业用户同时管理这些分散在不同平台的求职信息，一些经营者采用网站关联技术汇聚不同平台数据，便于招聘企业用户通过其网站关联到原有平台账号，进而汇聚信息进行“一站式”处理。又如，在电子邮箱领域不少亦运用关联账号功能。在不侵害数据安全、个人信息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网络用户使用关联账号功能，将其持有的数据在不同网络平台间转移，系合法正当行为。

第二，某信息公司提供关联账号服务的行为具有正当性。某网络公司对甲网站所采集生成的数据有实质性投入和贡献，享有受法律保护的权益，但不得阻碍招聘企业用户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转移等合理处理。据此，相关招聘企业用户对通过有偿支付对价、接受求职者投递等方式收集的简历数据，可以进行转移，包括使用关联账号进行转移。而且，案涉关联账号未超出求职者对个人信息处理范围的预期。招聘企业用户在使用“关联外网账号”功能后仅能将简历同步到乙网站中招聘企业用户自己的账号内，求职者的信息无法在乙网站汇聚简历库中搜索到，不存在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三，某信息公司经用户授权获取、保存、使用甲网站简历数据的行为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其一，某信息公司所提供的关联账号服务，需要由招聘企业用户自行选择是否关联、是否自动同步或者保存简历，并自行输入其在甲网站等其他网站的账号、密码。关联账号功能服务的实现均为用户自己的意愿，且需要由用户自行实施相应操作。其二，经技术调查官查证，某信息公司设置程序读取验证码，系实现关联账号功能所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便于用户关联账号后无需另行验证即可登录网站，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其三，招聘企业用户使用乙网站的关联账号服务并选择同步简历，会使其在甲网站上获取的简历下载至乙网站服务器，这是关联账号功能实现的必然结果。同时，同步到乙网站的简历只能在招聘企业用户的账号中搜索浏览，他人无法在乙网站获取。故而，案涉获取、保存数据的行为亦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综上，某信息公司的案涉行为没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亦未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

指导性案例264号

某钢铁有限公司诉某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8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侵权责任/企业数据/数据产品/数据处理者

裁判要点

数据处理者依法采集企业数据，经符合有关标准的编制方法加工形成数据产品并合理利用，未对企业权益造成损害，相关企业要求数据处理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某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钢铁公司）生产、经销特种钢材，每天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发布出厂价格：一是主动在微信群发布。有的微信群无入群资格审核和身份限制，以客户为主，人数达上百人；而有的微信群，则由某钢铁公司和一级代理商组成。二是直接电话告知特定客户。

某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电子公司）系某网站及其APP的运营商，每日发布各类钢材价格指数。某电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数据服务、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系“商贸流通业典型统计调查企业”。某电子公司为采集钢铁价格信息，组建信息采集团队，通过在公众号和微信群中采集、电话询问、销售合同披露三种方式，向钢铁生产企业、贸易商等采集钢材产品出厂价格、代理商价格、合同交易价格等，并在向采集对象询问价格信息的过程中，同时为其提供市场行情、市场分析等服务。某电子公司对采集的各类价格经算法技术加工后，编制成价格指数，在某网站及其APP上发布。某电子公司的价格指数编制准则经“上海标准”评价委员会、上海市标准化协会评定，获得“上海标准”标识证书。某电子公司发布的数据不是原始出厂价格，而是价格指数，即产品在某地区范围内市场流通中的实际可成交价格或者价格水平（反映一定地区、一定时期某类商品的综合平均价格指标）。某电子公司的信息服务采用会员制。

2019年，某电子公司即在某网站及其APP上公布某钢铁公司的钢材产品的品名、价格、涨跌等信息。为使用数据服务、进行品牌推广，某钢铁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与某电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某电子公司为某钢铁公司提供数据服务、品牌推广等，某钢铁公司向某电子公司支付服务费。就服务所需的数据，协议约定某电子公司每天在全国市场中采集某钢铁公司的价格信息并及时公布。自2021年5月24日起，某钢铁公司多次提出，某电子公司所公布钢材价格指数中涉及某钢铁公司的价格，与同区域、同档次其他公司的产品价格差异太大，要求某电子公司将相关产品价格数据下架。2021年11月30日，双方解除合作协议，但某电子公司仍继续公布某钢铁公司的上述价格数据。

某钢铁公司以侵权责任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诉称：某电子公司未经同意擅自采集、加工或者编造数据，采集、加工过程不规范、不公允，以此形成并发布的数据不真实，侵害其合法权益。据此，请求判令某电子公司立即删除某网站及其APP中所有关于某钢铁公司的信息。

裁判结果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4日作出（2023）沪0113民初23152号民事判决，驳回某钢铁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钢铁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9日作出（2023）沪02民终1102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电子公司采集发布案涉数据的行为，是否侵害某钢铁公司的合法权益。

第一，某钢铁公司和某电子公司分别享有不同的数据权益。某钢铁公司作为钢材生产商，在生产和对外销售各种型号钢材的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价格数据。某电子公司作为数据处理者，采集汇总包括某钢铁公司产品的出厂价格、代理商价格在内的原始数据，经过算法技术加工后形成数据产品。对此，应当根据数据来源和生成特征，妥当界分数据参与各方享有的权益：（1）产品出厂价格是某钢铁公司在经营主营业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某钢铁公司享有持有、使用等权益，但钢材交易市场是竞争较为充分的市场，产品出厂价格已公开，某钢铁公司不能禁止他人合法合理采集使用；（2）由于代理商价格是在某钢铁公司产品出厂后的下游交易链条中产生，并无证据证明某钢铁公司直接参与了该数据的产生、发布，故难以认定某钢铁公司对代理商价格享有限制他人采集使用的权益；（3）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价格指数行为管理的相关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团体及其他组织可以编制发布价格指数。据此，某电子公司可以编制发布钢材价格指数。而相关价格指数系某电子公司通过采集原始价格数据后，经技术分析而成，属于数据产品。对于这一数据产品，某电子公司享有经营性利益。

第二，某电子公司采集加工数据的行为具有正当性。数据信息具有非排他性。通常而言，对于不属于国家秘密、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的数据信息，应允许自由流动，非因法定事由不应过度管控，以防止形成“数据壁垒”、“信息封闭”。本案中，案涉产品出厂价格系公开市场中自由流通的信息，不涉及产品成本、工艺等商业秘密，采集、使用该类信息用于编制行业价格指数，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具体而言，其一，某钢铁公司主张其产品的出厂价格属于商业秘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构成商业秘密，应满足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采取保密措施三个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7号）第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该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关信息为公众所知悉。而某钢铁公司主动在无入群资格审核的数百人的微信群中发布产品出厂价格，也未禁止群成员对外再传播。可见，某钢铁公司未采取有效保密措施，其产品出厂价格已在一定范围公开，不符合“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因此，某钢铁公司关于案涉数据构成商业秘密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二，某钢铁公司与某电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是购买某电子公司的相关服务，而非授权某电子公司采集、加工、使用出厂价格，故案涉合同关系并非某电子公司采集出厂价格具备合法性的必要条件。其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价格指数行为管理的相关规定，某电子公司组建信息采集团队，通过在公众号和微信群中采集、电话询问、销售合同披露等方式独立采集数据，并未采取误导、欺诈、胁迫、窃取等方式，其信息来源合法。

第三，没有证据证明某钢铁公司的数据权益受到损害。某电子公司正当获取和合理使用案涉数据的行为，实际并未影响或者剥夺某钢铁公司对出厂价格数据的持有、使用等权益，更未对某钢铁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故某电子公司并未损害某钢铁公司的数据权益。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数据质量存在问题，某钢铁公司可以向某电子公司主张承担包括损害赔偿在内的相关责任。但是，本案并无证据证明数据质量存在问题。某电子公司合法采集某钢铁公司的价格数据，编制方法符合有关标准，故基础数据和编制方法均无问题；而某钢铁公司称数据产品不真实、不客观、不公允，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

综上，某电子公司采集加工数据行为不存在侵害某钢铁公司数据权益的情形，且根据在案证据无法认定数据产品质量存在问题。对某钢铁公司关于某电子公司采集加工数据形成数据产品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主张，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第7条

指导性案例265号

罗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8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收集用户画像信息/履行合同所必需/自动化决策

裁判要点

1.判断处理个人信息是否属于“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可以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对必要个人信息范围的规定，并考量合同的类型、内容等作出认定。如果不处理有关信息将使合同约定的基本功能服务或者用户自主选择的附加功能服务无法实现的，可以认定该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属于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反之则不予认定。

2.在收集用户画像信息并非提供网络服务所必需的情况下，网站或者软件登录注册界面收集该信息时，未向用户提供不同意提交相关信息情况下的其他登录方式的，属于用户非自愿同意提供个人信息；用户主张侵害其个人信息权益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基本案情

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运营某英语学习网站及两款APP。

2021年1月15日，某科技公司在未征得罗某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线下合作体验店收集罗某两个手机号码，为罗某创建案涉某英语学习网站的账号密码，并向罗某手机发送多条相关信息。

2021年1月20日，为了解账号情况，罗某在案涉某英语网站和案涉APP账号登录页面输入手机号、密码并点击登录，即出现若干问答界面，要求用户填写“职业”、“学习目的”、“学龄阶段”、“英语水平”等内容，不填写相关信息则无法继续登录过程。填写完成后，还需填写个人基本信息界面，输入中英文名等必填内容才能完成注册。上述过程中并无“跳过”、“拒绝”等选项，亦无授权同意收集个人信息的提示。

罗某以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诉称：案涉网站和APP未告知个人信息收集政策，强制收集罗某手机号、用户画像等信息，并超范围使用，侵害其个人信息权益；同时，案涉网站未经允许向其发送营销短信的行为侵扰其私人生活安宁，侵害其隐私权。为知晓某科技公司处理个人信息情况，以确定删除范围，罗某向某科技公司提出了查阅、复制个人信息的请求，某科技公司依罗某请求提供相关资料，但罗某认为某科技公司提供的系统截图不够及时、不够清晰。据此，请求法院判令某科技公司向其提供清晰的个人信息副本、停止侵权、删除个人信息、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人民币2900元。

某科技公司辩称：案涉个人信息为其合作的线下体验店所收集，其并无违法收集、处理个人信息，侵害罗某生活安宁的主观故意。其经营的案涉网站和APP提供的服务，需要根据不同用户需求，为用户推荐合适内容，即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用户进行信息推送是其网站和APP的基本功能服务，收集用户画像信息用于自动化决策是提供服务所必需，故不需要取得用户个人同意。而且，罗某主动填写信息，实际系通过自己的主动行为同意某科技公司的收集行为。因此，某科技公司收集罗某用户画像信息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裁判结果

北京互联网法院于2022年8月1日作出（2021）京0491民初5094号民事判决，判令某科技公司向罗某提供清晰的个人信息副本，停止关于罗某名下两部手机号码及其用户画像信息、账号密码信息、订单信息等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和删除相关个人信息，以书面形式向罗某赔礼道歉并赔偿律师费、取证费合计人民币2900元。宣判后，某科技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2022）京04民终49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科技公司以自动化决策推送信息为由收集用户画像信息的行为，是否属于应当取得个人同意的法定例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的“告知—同意”规则，同时也规定了取得个人同意的法定例外情形。鉴于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在本案审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公布施行，且某科技公司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抗辩，故本案审理中参照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精神。具体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将“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规定为取得个人同意的法定例外情形。对于“合同所必需”的认定，可以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对必要个人信息范围的规定，并考量合同的类型、内容等作出认定：如果信息处理的缺位将使合同约定的基本功能服务或者用户自主选择的附加功能服务无法实现的，可以认定为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反之则不予认定。

其一，从相关行业规范来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国信办秘字〔2021〕14号）明确规定，学习教育类APP基本功能服务为“在线辅导、网络课堂等”，必要个人信息为注册用户移动电话号码。以此为参考，案涉APP作为学习教育类APP，其基本功能服务并不包括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用户进行信息推送。由此，某科技公司以其业务模式系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用户进行信息推送为由，主张收集用户画像信息是其提供服务的基础，没有依据。换言之，用户画像信息并非案涉APP提供服务的必要个人信息。

其二，从产品功能设置来看，“履行合同所必需”应限定在基本功能服务或者用户在有选择的情况下自主增加的附加功能服务。若收集的个人信息与基本功能服务或者用户自主选择的附加功能服务有直接关联，缺乏有关个人信息将导致服务功能无法实现，才属于“履行合同所必需”。本案中，案涉APP基本功能服务为提供在线课程视频流和相关图文、视频等信息，收集用户画像信息并非其基本功能服务所必需，亦无证据表明罗某曾自主选择使用附加功能服务，故某科技公司以其实现自动化决策功能服务为由径直收集用户画像信息行为的依据不足，不构成无需取得个人同意即可处理用户个人信息的法定情形，即某科技公司收集用户画像信息应当取得罗某同意。

其三，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案涉软件在用户首次登录界面要求用户提交职业类型、学龄阶段、英语水平等用户画像相关信息时，未提供“跳过”或者“拒绝”等选项，也未提供不同意提交相关信息情况下的其他替代性登录方式，使得用户提交相关信息成为登录的唯一途径。此种产品设计将导致不同意收集相关信息的用户，出于使用软件的目的，不得不勾选“同意”提供相关信息，否则只能放弃对案涉软件的使用。此种情形下“同意”提供个人信息，实际是在用户非自愿的情况下作出，不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该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的规定，不产生取得个人同意的效力。

综上，某科技公司在不具有取得个人同意的法定例外事由情况下，未经同意收集罗某用户画像信息的行为，侵害罗某个人信息权益。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4条、第16条

指导性案例266号

黄某欢诉某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8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个人信息保护/先享后付/信用服务/必要原则/最小影响

裁判要点

“先享后付”功能以开通信用服务为必要条件，相关信用服务商收集反映用户个人信用或者风险状况的个人信息，属于“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为提供“先享后付”服务，信用服务商以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用户有关信用信息，且对收集个人信息已尽到告知义务，用户主张该收集行为侵害其个人信息权益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15日，黄某欢发现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被开通某信用账户，遂询问某信用账户运营商某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信用公司）客服，得知是黄某欢于2021年3月7日开通重庆公共交通乘车码时使用“先享后付”功能所致。其中，通过某应用开通重庆公共交通乘车码时需点击“同意协议并开通”，下方会有蓝色字体载明“查看《某应用重庆公共交通付款服务协议》与《某服务协议》《用户授权协议》，授权重庆公共交通乘车码获取你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用于实名领卡”。《某应用重庆公共交通付款服务协议》载明，公交付款服务是由某（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某（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合称某技术公司）为用户提供；当用户满足一定条件，在用户无法及时支付乘车费时，某技术公司将为用户先行支付乘车费，并获得向用户主张和追索乘车费款项的债权；用户须同意授权某技术公司查询用户的信用分，作为公交付款服务开通、持续提供的风险评估参考。《某服务协议》载明，用户授权某信用公司从合法存有用户个人信息的信息提供者处收集信息并进行处理，收集信息的范围可能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交易信息、履约信息、设备信息及其他能够评估反映用户信用或风险状况的信息等。黄某欢随即要求某信用公司客服关闭其某信用账户并删除相关个人信息，后黄某欢的某信用账户被注销、相关个人信息被删除。

2021年3月25日，黄某欢在某应用开通广东省清远市电子公交卡，查阅了相关服务协议。其中，《某公交付款服务协议》《某服务协议》均用蓝色字体标注，可点击查阅。上述协议与开通重庆公共交通乘车码的协议内容大致相同。2021年4月25日，黄某欢自行注销某信用账户。

2021年10月13日，黄某欢以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诉称：某信用公司在其开通乘车码、“先享后付”服务时，存在误导、强迫、非必要开通某信用服务的行为，请求法院判令某信用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害。

裁判结果

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22年4月6日作出（2021）浙0192民初8058号民事判决，驳回黄某欢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信用公司在向黄某欢提供“先享后付”功能时收集黄某欢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其一，收集案涉个人信息是“先享后付”合同所必需。在电子公交乘车码等应用场景中，先乘车后付款即“先享后付”，是商业主体基于用户选择而提供的服务，是对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的合理运用，也是诚信机制商业化的应用创新。本案中，某信用公司提供“先享后付”功能，可以帮助第三方降低用户未支付车费可能带来的资金损失风险，即督促未支付车费的用户还款。在此过程中，某信用服务主要承担三项功能：（1）某信用公司根据其运营的某信用服务评价体系，向公交公司、某技术公司提供用户的信用和风险状况；（2）某信用公司接收公交公司、某技术公司同步推送的用户乘车订单信息及付款状态，进一步积累订单信息，分析用户履约能力；（3）公交公司、某技术公司通过某信用服务向未履约用户推送还款信息。由于“先享后付”功能涉及第三方平台先行垫资，第三方平台显然需要在服务前评估用户的信用状况，并据此作出是否提供服务的决定，以确保债权的实现。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处理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在本案审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公布施行，故本案审理中参照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精神。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属于可以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之一。如前所述，收集相关信息显然属于为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实际本可不经个人同意，但公交公司、某技术公司及某信用公司却采取了事先征得用户同意的方式收集信息，最大限度维护了用户的权益。

其二，收集案涉个人信息履行了法定告知义务。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告知—同意”规则，个人信息处理者即便不需要取得个人的同意进行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也仍然需要履行告知义务。本案中，案涉电子公交卡由公交公司、某技术公司、某信用公司联合推出，黄某欢在申领前须查阅协议。在此过程中，相关协议均已在显著位置，通过有别于页面其他黑色字体的方式，提醒用户注意查阅，且在合同文本中，对个人信息处理的条款，采用了足以引起用户注意的加粗字体、放大字号、标蓝颜色等明显标识方式。因此，黄某欢关于某信用公司存在误导其开通某信用服务的主张不能成立。

其三，收集案涉个人信息不存在误导、强迫等情形。黄某欢主张某信用服务捆绑于电子乘车码上，强迫其开通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关于消费者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项服务的规定。黄某欢作为消费者的确享有自主选择权，其可以以现金投币方式乘车，也可以选择实体公交卡方式乘车，当然还可以选用案涉电子公交卡方式乘车。本案中，公交公司并未强迫其必须选用电子公交卡方式乘车。同时，《电子公交卡服务协议》明确告知用户，如不愿继续使用该服务，可以在电子公交卡服务页面申请退卡或者停止使用服务。《某服务协议》亦明确告知，用户有权通过某应用项下“我的—某信用—信用管理—授权管理”途径来关闭授权。可见，无论是公交公司，还是某信用公司均给予了用户相应的自主选择服务的权利，用户亦可采用较为便捷的方式终止对其个人信息的授权使用。

其四，收集案涉个人信息符合最小必要原则。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本案中，某信用服务通过事先对用户进行信誉评估，向公交公司提供的仅是“准入与否”的结论性信息，属于实现“先享后付”功能所必需，符合最小必要原则。

综上，某信用公司对黄某欢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不构成对黄某欢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条、第13条、第17条

指导性案例267号

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游某梅执行实施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8月28日发布）

关键词 执行/执行实施/网络平台账号/账号密码交付/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执行实施要点

对于交付网络平台账号及密码的执行，应当充分考虑网络平台账号特点，依据法律所要求的实名认证等规定，在交付账号及密码的同时，依法变更有关实名认证信息。被执行人未履行前述义务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执行法院申请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有关网络平台变更实名认证信息。

基本案情

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传媒公司）以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名为“浪某仙”的某平台账号归属某传媒公司所有，判令游某梅等将账号及密码交付某传媒公司；游某梅等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618万元。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9日作出（2020）渝01民初1035号民事判决，确认名为“浪某仙”的某平台账号归属某传媒公司，游某梅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将前述平台账号及密码交付某传媒公司，驳回某传媒公司关于主张游某梅等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618万元等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传媒公司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2022）渝民终85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判决生效后，由于游某梅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某传媒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某传媒公司请求执行法院向某平台的运营服务商某科技有限公司等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上述公司协助清空案涉账号的原实名认证信息，重新认证为某传媒公司身份信息并换绑其公司指定的手机号码。另查明，游某梅因涉刑事案件，于2022年9月18日起被羁押，后被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3）渝01执164号执行裁定，清除名为“浪某仙”的某平台账号中游某梅的实名认证信息，解除该账号原绑定的手机号码并换绑为某传媒公司指定的手机号码。裁定生效后，按照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上述网络平台运营公司协助某传媒公司完成对案涉账号登录密码、实名认证信息和注册手机号码的变更。

执行结果

2023年4月2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渝01执164号结案通知书，该案执行完毕。

执行理由

本案审判阶段的诉讼争议焦点涉及案涉账号归属问题，生效判决认定案涉账号权利归属某传媒公司，判项写明交付案涉账号及密码。根据判决查明的事实及认定的理由，案涉账号系某传媒公司决定注册，因企业申请注册账号进行认证，必须先使用手机号码注册，故某传媒公司让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游某梅使用其手机号码注册，并由游某梅代表公司管理案涉账号。根据生效判决确认案涉账号权利交付的内容，应当是将账号全部的用户权限、权益等完整交付某传媒公司。因此，交付案涉账号及密码的关键，是由某传媒公司行使账号权利，实现对案涉账号依法占有、独立控制，进行运营、使用、管理。

网络平台账号高度依赖实名制认证和注册手机号码验证，包括注册身份的实名信息、手机号码等。如果欠缺前述完整要素，仅拥有账号及密码，则掌握注册信息的他人依然可以凭注册的实名信息、手机号码等重置账号及密码，影响合法权利人对相关账号依法享有的占有、控制、支配等权利。本案中，如果游某梅仅交付登录账号及密码，而未清空其实名信息和变更手机号码，某传媒公司虽可通过密码登录，对账号进行使用和管理，但游某梅仍可以通过其身份信息和手机号码重置账号及密码，某传媒公司对于账号管理、后台运营、数据迁移等事项，也会因没有注册用户身份及手机号码验证等而难以实施。由此，仅交付账号及密码无法使账号权利完全归属某传媒公司。而且，一旦他人非法使用该账号从事违法活动，将对核实行为主体身份带来困难，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案涉账号交付的核心内容应当是变更为某传媒公司的注册用户身份及手机号码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网络运营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通常情况下，变更网络平台账号主体信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经过向平台提出申请、平台进行认证核验并公示主体变更信息等程序。但是，被执行人游某梅客观上存在履行障碍。故执行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某传媒公司申请，以通知相关平台协助执行的方式，完成案涉账号实名身份信息等的变更。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2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3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9条）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