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李鹏的父亲李硕勋因为叛徒出卖被捕,之后更是在海南海口英勇就义,得知丈夫牺牲的噩耗后,赵君陶悲痛欲绝,然而,他们远在香港,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办法和党取得联系。赵君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带着三岁的儿子跑去四川老家,这一住,便是七年。
1938年,赵君陶在旅馆里面见到一位特别的客人,她就是邓颖超,此次她来是受到周总理的委托,将赵君陶母子接去重庆。为了避免带着孩子将身份暴露,邓颖超先将孩子安顿好,让他先在外婆家住下,而赵君陶则乔装打扮成一位农村妇女跑去重庆。
周总理高高兴兴的回家,结果发现只有赵君陶,李鹏根本不见踪影。周总理想到李鹏的年纪,难免心有责怪,她怎么忍心将小孩一个人丢在成都?还不赶紧想法子将孩子接过来。
赵君陶在一旁连忙给邓颖超解释,邓大姐也是为了他们途中安全考虑的,周总理不要责怪她了。看着周总理满脸焦急的模样,邓颖超又补充道,不要再急了,她一定会想方设法把李鹏接过来的。
后来,邓颖超亲自前往成都,将李鹏接到他们所在的周公馆。
在周公馆的日子里,周恩来对李鹏的关心可谓无微不至。周总理日理万机,但是,只要他有空,就会让李鹏念《新华日报》,边听边纠正他的发音。
李鹏下意识的养成了有弯腰驼背的习惯,一次,他正在专心致志完成作业,被周总理看见了,周总理二话不说,直接上前重重地拍了一下他凸起的背,说:“看你又驼背了,挺直身子多好......”从这之后,只要周总理看见李鹏弓腰驼背,就会过去直接伸手拍打他。时间一长,李鹏的坐姿也终于发生了改变,养成了新的习惯。
后来,按照周总理原本的打算,他是想送李鹏去苏联莫斯科学习,但线路被封锁,只好先送他去延安。临行前,周恩来还不停地对李鹏说:“你妈妈在重庆隐蔽很好,不准备撤离。为便于日后开展工作,我决定让你和其他孩子一道去延安,你看这样行不行?”李鹏懂事地点点头。
在延安,李鹏也一直牢记周总理的教导,努力学习和工作。 1943年春,李鹏听说周恩来和邓颖超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还一步一个脚印,专程去找周总理汇报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看着李鹏一步步进步的模样,周总理打心底里高兴。
1945年,李鹏接到去前线接受了新的通知,临行之前,他去向周总理夫妇辞行。彼时,李鹏已经光荣的入党,周总理听后特别高兴,还专门对他进行叮嘱。
新中国成立后,李鹏在电力系统工作。
1960年,李鹏在丰满突然接到母亲赵君陶从青岛发来的电报,让李鹏到青岛八大关的化工部疗养院去看她。
李鹏的第一反应就是担忧,毕竟,他的母亲从来没有主动让自己去看过她,所以她十分担心可能是母亲身体不好,有什么事要交待给他。于是,他满怀忧虑的到了青岛。
来到青岛之后,,天色已晚,李鹏也懒得折腾,直接就在当地的一家宾馆对付了一晚。次日,李鹏步行到八大关,根据电业局的同志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化工部疗养院。
李鹏和母亲见面后,看到她身体还可以,总算是放宽了心。李鹏在母亲那里住了两三天,母子两人谈了不少话。赵君陶特别关心儿子和儿媳朱琳,尤其是孙子小鹏的情况,李鹏都一一道来,如此,她才放心下来。
李鹏离开青岛回到丰满后不久,接到上级通知,调他到辽吉电管局工作,任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
1960年12月中旬,李鹏离开丰满发电厂到沈阳上班。朱琳因为当时还有一些事情没处理完,就没有和他一起去沈阳。次年,她也调到了东北电管局调度局水库调查组工作。
1962年6月,周总理夫妇到东北视察工作,结果,他没有看到李鹏,便问:“李鹏怎么没来?”当得知李鹏已调到沈阳东北电管局工作后,过了两天,李鹏就接到通知,要他和妻子朱琳到陵北宾馆,周恩来和邓颖超要会见他们。见面后,邓颖超说:“请你们吃小米饭,就是让你们不忘过去。”
李鹏他们都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多年来,周总理夫妇始终惦记着他。
也因此,外界一直以来都有传言,说李鹏是周总理的养子,对于这一说法,李鹏进行了否认,这一说法并不确切。
周总理去世后,李鹏和夫人朱琳几乎天天到广场去悼念,也数次带领三个孩子前去。
1992年7月10日晚上8点多,李鹏和朱琳到病房看邓颖超。赵炜趴在邓颖超耳边报告,邓颖超用自己沙哑无力的声音吐出两个字:“李鹏。”这是她去世前说的最后两个字。
李鹏和周总理夫妇之间的感情,跨越了时间,跨越了血缘,周总理看着革命烈士的孩子们成长到如今的地步,打心底为他们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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