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上的中泰友好交往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市场星报）

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部，为东南亚地区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古代汉籍中，关于泰国有多种称谓，如林阳国、堕罗钵底国、罗斛国、真里富国、暹国、登（丹）流眉国等，从明代始，称其为暹罗。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暹罗才改称泰国（英文译名由Siam改为Thailand）。按照泰国历史书写惯例，13世纪由泰人正式建立的素可泰王朝为其正史之开端，之前的相关古国多为古代扶南、真腊之属国。因此，古代历史上的中泰友好交往，上溯至林阳国、堕罗钵底国、罗斛国等孟人建立的古国时期，则有上千年之交往，若以素可泰王朝为开端，亦有六百多年之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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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泰国的友好交往，始于孟人建立的古国时期。唐贞观年间，堕罗钵底国曾两度（638年、649年）派使节到长安献象牙、火珠等物，唐朝则回馈骏马等物。两宋时期，古代中国与罗斛国、真里富国和登（丹）流眉国等古国之间关系密切，往来不断。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廷派使节出访罗斛国，罗斛国亦回访，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罗斛国贡驯象。据《宋会要》记载，南宋与真里富国之间的交往，始于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该国国主遣使贡瑞象两头以及象牙二十株、犀角五十株、土布四十条等，南宋回赠红绯罗绢一千匹、绯缬绢二百匹等。其所献两头驯象，于嘉泰元年（1201年）送达南宋都城。此后，在嘉泰二年（1202年）、开禧元年（1205年），真里富国皆献瑞象等物，南宋均按照“约计所进物价，申尚书省以凭支降回赐”。元朝与罗斛国的关系也非常友好。据《元史》记载，罗斛国先后5次遣使出访元朝。在孟人所建立的古国中，堕罗钵底国的犀牛角和罗斛国的香料驰名中国，是古代中泰间开展友好往来的重要载体。

13世纪泰人建立素可泰王朝之后，古代中泰两国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暹国或速古台，即泰国正史所载之素可泰王朝。《新元史》记载，“暹国，北与云南徼外八百媳妇接壤，东界安南，西北距缅国”。《元史》记载，元朝与暹国之间遣使互相往来10余次，其中元朝遣使出访暹国3次，暹国遣使出访元朝8次。尤具代表性的交往是大德三年（1299年），元廷赐暹国世子虎符，赐金缕衣。元人王尚志在其《暹国回使歌》中提到，元顺帝继位，暹国“继进金字表章，九尾龟一，象、孔雀、鹦鹉各二”，与之对应的是“朝廷以马十匹赐其国王”。

中国古籍对泰国古称为“暹罗”，源于1349年暹国与罗斛国合并后的称谓。因此，在《明太祖实录》中，自洪武四年（1371年）该国国王参烈昭毗牙遣使出访明朝开始，直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大多称该国为“暹罗斛”，显示出鲜明的两国合并称谓特征。《明太祖实录》显示，“暹罗斛”与明廷之间交往频繁。在20多年的时间里，该国使者出访明廷达20余次，年均一次，彰显出密切的朝贡贸易特征。洪武十年（1377年），暹罗斛国王遣其子昭禄群膺奉金叶表、贡象、象牙、胡椒、苏木等物，明太祖命礼部员外郎王恒携将士311人出访暹罗斛，为洪武朝出访暹罗斛人数最多、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活动，表明明廷对两国关系之重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暹罗斛国遣使奉表贡苏木、胡椒、降真等物171880斤，明廷则赐使者丝绸、衣服以及钞票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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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斛”的称谓，在《明太祖实录》中，亦偶称“暹罗”，至明永乐年间，“暹罗”成为固定称谓。从永乐年间至崇祯年间，据《明史》统计，暹罗出访明朝共50余次，其中永乐年间14次，宣德年间3次，正统年间5次，景泰年间2次，天顺年间2次，成化年间6次，弘治年间4次，嘉靖年间5次，万历年间6次，天启年间2次，崇祯年间4次，可见双方交往之频繁。值得关注的是，受郑和下西洋之影响，明永乐年间是暹罗遣使出访明廷的高峰期。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出使西洋诸国，同年暹罗亦来访。永乐六年（1408年），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暹罗来访。永乐九年（1411年），郑和从西洋回归，暹罗来访。永乐十年（1412年），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暹罗来访等。此外，明朝洪武年间所设国子监中，亦有暹罗官生入监读书。为了适应双方互访乃至贸易之需，万历年间，明廷还专门增设暹罗馆，用以通译暹罗语言文字，增进彼此交流。就暹罗的贸易物品而言，主要有象牙、香料、名贵中草药和各种类型的布匹等60余个品种。

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专门就南海诸国如暹罗、安南等在明代即已形成的友好交往事实，加以认可，“一体优待，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为清前期与暹罗形成友好的朝贡贸易交往，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正式接受暹罗遣使贸易之举。《清史稿》记载，康熙年间，双方有6次友好交往，其中暹罗出访和贸易4次，清廷出访1次，清廷主动要求暹罗米免税进入中国赈灾1次。雍正年间，双方朝贡贸易交往两次。乾隆年间，双方友好交往10余次，清廷还主动调解暹罗与缅甸之间的冲突，强调两国应该“睦邻修好”。

总体来看，古代历史上中国与泰国诸多政治和经济交往，以及以明代暹罗官生到国子监读书为代表的文化交往，呈现出和平友好的特点，是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平友好交往的生动体现。与此同时，由于暹罗属于元明清朝贡贸易圈的重要成员国之一，其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友好交往关系，也受到了当时中国学人的关注，留下了大量有关暹罗记载的文献。正如元人王尚志《暹国回使歌》所写，“江东先生远叩门，口诵暹罗回使歌”，充分体现了中泰之间千余年友好交往历史的源远流长。 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