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日本某座研究所的隔离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被一种更浓郁的腥甜覆盖。病床上的男人浑身裹着浸透脓血的纱布，溃烂的皮肤像融化的蜡油般从指缝间滴落，在床单上晕开暗红色的污渍。
他喉咙里发出破风箱似的喘息，断断续续的呻吟在密闭空间里反弹，每一个音节都黏着腐烂的气息 —— 这是大内久被强行续命的第 83 天，也是他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液化的第 83 天。
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在此刻显得格外刺耳，像是在为这场无望的挣扎倒计时。他的眼球早已失去光泽，浑浊的眼白上布满血痂，偶尔转动时会带出粘稠的液体，顺着脸颊滑进脖子上敞开的伤口里。
没有人敢靠近那病床三尺之内，连经验最丰富的护士换药时都要隔着三层铅板，仿佛那具还在微弱呼吸的躯体不是病人，而是一口正在缓慢沸腾的毒锅
这种可怕的画面，并不是什么恐怖电影的桥段，而是 1999 年秋天发生在东京一个村庄的真实事件。
而事件发生的地点，则是地图上需要放大才能找到的小村子里，叫做东海村。
在这里，竟藏着一家核燃料加工厂。
回溯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核燃料工厂暴露出触目惊心的操作乱象。
为节省成本，工人常常将硝酸铀溶液直接倒入沉淀槽，远超临界质量标准；操作人员也非常业余，未经过系统核安全培训，甚至存在无证上岗现象；工厂管理形同虚设，关键设备长期缺乏维护，监测系统故障频发……
为了迎合经济的发展，当时日本核工业以效益为上，监管体系上存在重大漏洞。而政府部门对此也置若罔闻，任凭其野蛮发展，最终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这种混乱无序的操作环境，就像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而悲剧的导火索，即将在某个寻常的傍晚被点燃。
出事那天，夕阳正把厂房的玻璃窗染成诡异的橘红色。三位工人在铀提纯车间里重复着枯燥的动作，不锈钢桶与地面碰撞的声响在空旷厂房里回荡。
按照规定，他们本该将八氧化三铀粉末倒入反应塔，让硝酸盐溶液缓慢溶解。当时钟指向下午五点时，回家的念头像藤蔓般缠住了其中两人的神经。
他们本应严格遵循操作流程，将原料以规定的速度和方式投入，可归家心切让三人鬼使神差地忽视了安全守则。
“跳过管道吧，直接倒能快一倍。” 其中一人擦了擦额头的汗，不锈钢桶的边缘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没有人提出反对。当第一个装满铀 235 硝酸盐溶液的桶倾斜时，黏稠的液体顺着漏斗滑进沉淀槽，发出细微的咕嘟声。
他们像流水线上的机器人，机械地重复着倾倒动作，直到第七桶溶液没过漏斗边缘的瞬间，一道幽蓝色的光芒突然在沉淀槽中炸开，像淬了毒的鬼火，瞬间舔舐到离它最近的大内久脸上。
作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资深核反应堆工程师，大内久正雄在行业内素有 "反应堆啄木鸟" 的美誉。这个外号源于他总能通过细微的参数波动发现潜在故障 —— 就像啄木鸟精准定位树干里的害虫。
他膝下育有一双儿女，大女儿就读于东京大学核工程专业，小儿子刚升入初中。妻子美咲曾是放射生物学研究员，为照顾家庭辞去工作后，在社区开设了儿童科学启蒙教室。
这个典型的核电世家，三代人中有四人投身核能领域，本应该有着无比幸福的生活，一切，却在那场灾难后都发生了改变。
当时，大内久距离蓝光只有60 厘米的距离，这足够让死神在他体内种下无数颗毒种子。他扶着漏斗的右手瞬间失去知觉，喉咙里涌上铁锈味的腥甜，对着那片蓝光剧烈呕吐起来。
后来他才知道，那瞬间迸发的光芒里，藏着上万伦琴的辐射剂量，是人类年承受上限的两万倍。
那道蓝光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辐射如同无数细小的钢针，瞬间穿透大内久的身体，在细胞深处肆意破坏。
但他本人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被送到医院时，他的右手只是有些红肿，他甚至还能对医生挤出一个笑容。
但穿着铅衣的医护人员交换的眼神里，只有绝望 —— 他们太清楚 “见光必死” 的铁律，那抹蓝光不是祥瑞，是来自地狱的死亡通知书。
真正的恐怖从第三天开始显现。
